男子伪造的证件。
男子伪造的证件。
5月17日，岳阳监狱，自称是联合国官员的男子被当场抓获。
吴廷标在监狱办公室大声要求警察放人。
农民自创山寨“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宣称享有特权并可寻宝藏，组织遍布云贵川等省，成员涉及数百人，警方屡查难禁
这场警方与“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的荒唐较量，虽因吴廷标勇闯岳阳监狱而进入公众视野，实则已持续数年。
由浙江农民余思高创立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经4年发展，组织成员数百人，遍布贵州、湖南、湖北、重庆、河北等十余省市，他们不仅敢于去监狱提犯人，而且敢在银行存假币、坐火车不给钱、骑摩托车不带证。
而湖南农民吴廷标，赴岳阳监狱并非只是其“一时糊涂”，而是其一贯逻辑的延伸，他不仅为组织发展新成员，还按月收取费用，供养给上级。
在警方彻底将这个荒诞组织铲除之前，一批一批的新成员将加入其间，成为下一个“吴廷标事件”的伏笔。
本报首席记者曾鸣发自湖南保靖县
5月17日下午4点35分，岳阳监狱三监区监区长杨海波在值班，一高一矮两名男子来到面前，问“杨海波是哪位？请让他快来见我们！”
得知眼前的人就是杨海波，高个男子拿出四份文件——《关于请求将林国昌保外就医回家赡养慈母体弱多病的申请报告》及国家领导人的回复，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我们是专门来提你单位罪犯林国昌保外就医回家的，这里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亲笔回复，请立即将林国昌交给我们带走！”高个男子极其强硬。
杨海波糊涂了，保外就医和“环境保护法”有什么关系。
杨海波试着去解开疑团，随后他发现了一则冒充联合国维和部队官员行骗的奇异故事。
而记者调查发现，利用该身份行骗的故事，已发生在贵州、湖南、湖北、重庆、河北等十余省市。每则故事都有着光怪陆离的荒诞色彩。
“联合国官员”提人记
“我们是保密单位，不能随便透露身份信息。”当杨海波要求查看证件时，“联合国官员”显得极为气恼
杨海波事后回忆，当时他就心生疑惑——保外就医只与犯人本身的健康状况有关，“慈母体弱多病”无论如何都不是保外就医的理由？既然来头这么大，为何监狱没接到上级通知？
“我们是保密单位，不能随便透露身份信息。”当杨海波要求查看证件时，高个男子显得极为气恼。
“没证件我怎么相信你们？”杨海波说。
高个男子不情愿地掏出两个证件，《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全世界维护世界和平联合联络工作证》，姓名均为“吴廷标”，职位分别是“办事员”和“专员”。
17点13分，多名监狱官员、武警赶到现场，双方展开一场争论——
“最起码的到这里来提人的程序你们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提什么人？”
“我上面叫我们来的。”
“你上面是谁？”
吴廷标所谓的“上面”指的“中南海”。争论期间，吴廷标号称自己拨通了“中南海”的电话。
自始至终，矮个男子沉默寡言，表情局促不安。吴廷标则语气强硬，对于自己身份遭到怀疑，数次恼怒地拍了桌子。他还出示了自己和邓小平、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但PS痕迹明显。
“到时候我们的人下来就要带走你、找你麻烦，你知不知道？”吴廷标环顾一圈，指着拍照摄像的工作人员厉声责问。
盯了杨海波一会后，吴廷标将身子重重地靠在椅背上，目光撇向别处，叹息道，“太蠢了。”
19点15分，吴廷标及其同伴被警察带走。这场持续了三个小时的提人闹剧画上句号。
经查，吴廷标与联合国毫无关系，他与矮个同伴林术祥系湖南省花垣县的两名农民。4年前，林术祥的堂弟林国昌因非法集资获刑15年。今年4月，林术祥见林国昌的母亲年老，动了“把林国昌从监狱捞出来”的念头，他找到吴廷标，遂上演那幕闹剧。
吴林二人最终因“招摇撞骗”分别被治安拘留10天、6天。
不只是农民
吴廷标66岁，当过兵，做过体育教师和大学保安，最为漫长的一份职业是为当地的铅锌矿场做了20年的看守人员
吴廷标毫不起眼的人生在2013年3月发生转折，成为了“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和“全世界维护世界和平联络办公室”的“办事员”和“专员”。较之他之前大半生的履历，这是两份“显赫”的头衔。
5月22日，记者在岳阳市君山区看守所见到吴廷标，问他“联合国”相关证件是怎么办理的。他说，去年在重庆街上走着，突然有人塞在了他手中，他也不知道那人是谁。
记者问，证件上有你寸照，明显是在端坐情况下拍摄的，它从何而来？吴廷标露出大惑不解的神情，“我也不知道啊。”
对于提人时所持的相关文件，如有国家领导人签名的回复，吴廷标一开始坚称是真的， “是国家的一个政府部门，但部门名称我要保密。”
此后，吴廷标翻供，称文件是4月24日至26日间，自己在重庆一家“记不清地址”的打字店里，打印了提人所需的各种文件。
5月22日，君山区警方当着记者的面打开吴廷标挎包，里面除了账单，还有许多寸照与身份证复印件。
记者看到，账单写满了各种名字和金额，内容由“办证费”和“生活费”两部分构成，如：
“交办手续费名单：2013年农历10月初六杨秀春4000元（相片、身份证），2014年正月二十一日杨三妹交办证费5900元（相片、身份证）。”
“2013年9月28日交费名单：杨秀春交200元，杨胜坤交100元，屈代华交100元，杨胜坤交300元……”
吴廷标辩称，这是“替人办洗矿证”的钱。这显然又是一句谎言，据办证人身份证信息显示，他们中许多都是年届七八十岁的老人，不符合洗矿工的年龄；且一个洗矿证不可能高达6000元，更无须按月交费。
两个证件6000元
买证者承认，2013年9月，他花6000元在吴廷标那儿办《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全世界维护世界和平联合联络工作证》两个证
5月26日，记者按照杨三妹身份证上的信息，在保靖县毛沟镇永和村找到这位64岁的老人。毛沟镇离吴廷标所居住的花垣县团结镇很近，相距十多分钟车程，且同在团结镇赶集。
杨三妹寡居在家，同镇的儿媳和她几乎不来往。她的庭院里堆满废纸板和编织袋。她靠捡垃圾维生，每个月收入百余元。按当地说法，她办证所花的5900元，几乎是这位老人的“棺材本”。
杨三妹承认自己认识吴廷标，但谈及“司令部”的组织情况及办证费用时，便缄口不语。
嗣后，记者联系上杨秀春的母亲。他母亲一听说是记者，便称儿子的电话号码已经更换，随即挂掉电话。
记者走访数位吴廷标名单上的人员，他们大多对吴廷标其人赞不绝口，但一谈及“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便都守口如瓶。记者发现，办证者多是些乡镇老人，且绝大部分为独居者。
5月30日，记者联系上两名愿意作证的成员。
吴启学是重庆市秀山县里仁乡的一名养殖场退休职工，他向记者承认，2013年9月，他花6000元在吴廷标那儿办《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特别通行证》、《全世界维护世界和平联合联络工作证》两个证。
吴启学回忆，吴廷标常去秀山县的玉宝寺（音）拜菩萨，两人因此认识，当时一同办证的还有另外四名村民。里仁乡位于重庆东部，与湖南湘西州接壤，相距花垣县不到两小时车程。
吴大才是吴启学的乡邻，他告诉记者，吴廷标向他们兜售这个证件时神神秘秘，所说不多，但强调有了这个证，“就可以走遍全中国，没有人敢妨碍他们。”
吴启学表示，他和一同办证的五人只交了一次性的费用，而湘西地区的组织成员还需要按月逐级向组织缴纳会费。
记者查阅吴廷标所持账单的翻拍照片，上面记录着，“2013年8月份交给师傅3000元，9月交师傅2700元。”
特权、宝藏的蛊惑
如吴廷标兜售证件时所说，“走遍全中国，没有人敢妨碍”，记者调查发现，确有很多人持维和部队官员身份，进行各种可笑的行骗
张新则是另一个以身试法的例子。
2012年9月9日，重庆开往昆明的k167次列车停靠在遵义站时，51岁土家族男子张新上车，向列车长掏出“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大校军官证”，称自己正在访问民情，要求列车长为其安排座位。乘警长闻讯赶来，二人互敬军礼，张新被带到餐车休息。在之后的谈话中，张新因讲不清楚维和部队的工作职责，被警方识破并抓获。
除了有人利用维和部队证件寻求“特权庇护”，还有人用其来寻宝寻财富。
2009年7月22日，河北籍男子刘乐星与两名同伙来到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一家银行，声称要存入500万美元。银行工作人员将其迎入贵宾区，刘出示了五张一百万面额的“美钞”。
该钞票不仅面额巨大，尺寸也较一般美元大出许多，且为塑料材质。工作人员表示，“第一次见到这么大面值的美钞，需要找一台专业的仪器检测”，稳住三人后，报警将其抓获。
面对警察，刘乐星掏出自己“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先锋官”的证件，表示手中的五百万美元，是从别人手中购来，是“国民党时期留在大陆的‘宝藏’”。无论警方怎么说，刘乐星也不愿意相信自己受骗。
更有甚者，为了这个谎言家破人亡——
2013年5月28日，安徽阜阳籍64岁男子马文海因骑摩托车未佩戴头盔被交警拦下。马掏出“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执行官工作证”，声称自己正在解冻民族资产，要求公安配合自己所从事的“绝密活动”，予以放行。
警方将马带至派出所，才知道马曾任阜南县某镇副镇长职务，因忙于民族资产解冻事务被辞退，妻子怒而和其离婚。警方提醒其已身陷骗局，但马仍自信表示，最多到2013年10月，资产解冻就能完成，届时他就能获得高达5000万美元的中介费。最终，警方只能将其解冻民族资产的伪造文件全部予以没收，并罚款550元。
而49岁河南籍于某，利用“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办事员”的身份，四处劝人投资“世界民营银行”，敛财数万元，后于2012年4月25日在合肥火车站行骗时因形迹可疑被民警盘查，后因“诈骗罪”被抓捕。
打不垮的总司令
警方联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受骗者，但他们拒绝相信余思高是骗子。警方最后只能将他们遣送回原籍
吴廷标勇闯岳阳监狱，让“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进入公众视野，实则警方与该机构的较量已持续数年，并于2010年抓获该机构的创始人余思高。
余思高是浙江农民，他向警方承认，2009年，他到遵义市，创立“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等一系列虚假机构。
2010年7月，遵义市警方第一次盯上余思高。在接到群众举报后，警方将余抓获。
“余思高自封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总司令，对外自称李德胜（毛泽东曾用名）转世。到公安局，我给他做笔录，他仍坚持自己是毛泽东。他还有一个玉玺，一个御枕。”6月2日，该案办案民警杨玲秋向记者聊起余思高时，仍对余的荒诞难以忘怀，还因对不能将其绳之以法而倍感遗憾。
“我们明知他是诈骗，但拿他没办法。诈骗罪必须要有受害人，但没有人报案。”杨玲秋说。
警方办案材料显示，其时，余思高的组织已经堪称星火燎原，成员多达数百人，遍布云南、重庆、广东、北京、湖南、四川、贵州等省（市）。余思高向他们发放“中国联合国总部先锋官”、“执法官”、“执行官”、“公务员”等工作证。甚至案发时，每天还有络绎不绝的信徒来到余思高的住处要求加入。
警方联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受骗者，但他们拒绝相信余思高是骗子。最为铁杆的，是余思高的数名贴身保镖，他们自称是林彪、邓颖超等人转世，对余思高谎称的身份坚信不疑，警方最后只能将他们遣送回原籍。
最让杨玲秋无语的是，警方将余思高带走时，有受骗群众将杨玲秋拉到一边，悄悄说，“你见过联合国的主席没有？他就是。”
警方当场查获了余思高伪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主席令”、“中国联合国总部”等印章12枚，伪造的证明文件87份。但这些证据仍然不足以让余思高获罪。
“他私刻了很多章，比如国务院的，联合国的，我们明知是假的，但要办案的话,要权威机构出示一个正牌的印章来进行比对。我们难道去找国务院，找联合国吗？”最后，警方找到遵义军分区，在中央军委下达的文件里找到了一个可堪比对的印章，以“私刻公章”为由将余治安拘留十五天。
杨玲秋最后一次见到余思高是在2012年，汇川区的茅草铺派出所接到报案，称余思高又在某打字复印店打印联合国的工作证。杨玲秋现场警告余，“如果我在辖区再发现你一次，我送你去劳动教养。”
此后，余思高搬到遵义市的红花岗区居住。2013年，警方接到群众报案再次对余思高进行调查。忠庄派出所副所长杨安强告诉记者，这一次因为证据不足，连拘留的处罚都没有，只能没收其虚假印章证件。
行骗者还是受骗者？
这种“把想象等于现实”的自恋心理，被心理学家武志红称为“巨婴心理”。他说我国“巨婴遍地”的事实，正是传销、邪教和各种稀奇古怪组织能够轻松成功的基础
与遵义市警方拿余思高没辙类似，岳阳市警方拿吴廷标也没有办法。
君山区办案民警李细红对吴廷标的不老实大为恼火，他告诉记者，林术祥可按期释放，但对吴廷标，警方一定会想法延期羁押，把事情查到水落石出。
按刑法，个人诈骗公私财物两千至四千元以上，已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按照刑律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警方找不到报案人，5月28日，吴廷标如期被释放。
吴廷标的家在湘西州花垣县团结镇中寨村。
即使在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当地，吴廷标家的贫穷也很惹人注目——一栋四面透风的木屋，整体向西北倾斜15度，摇摇欲坠。屋内昏暗、一片狼藉，四处堆满破旧的衣物，在梅雨季节泛起阵阵霉味。
据当地村民描述，吴廷标不喜劳作；吴妻田翠平则表示，吴在家里行为粗暴，一副领导做派，两口子常常争吵甚至打架。但不管在花垣县警方的记录里，还是村民的口中，吴廷标都未有过行骗乡邻的案底。
由于吴廷标显而易见的贫困和毫无章法的行骗风格，其在媒体报道中，更多被描述成一个“误入歧途”、“一时糊涂”的可笑农民。
纵观吴廷标与余思高所发展的成员，他们有以下特征——中老年人、低学历、乡镇居民。这些人群，在现实中一无所有，是权力与金钱的稀缺与渴求者；在余思高描摹的世界中，他们却又轻易地“无所不能”。警官杨玲秋向《新京报》记者表示，余思高谎言的核心之一，是“中共成立时，9名元老在遵义留有一笔巨额资产，如果找齐转世的另外8个人，就可以找到并解冻这笔巨额的民族资产”。虽然这个类似“七龙珠”的故事荒诞不经，但相信者不在少数。
这种“把想象等于现实”的自恋心理，被心理学家武志红称为“巨婴心理”。按照武志红的理论，我国“巨婴遍地”的事实，正是传销、邪教和各种稀奇古怪组织能够轻松成功的基础。
而另一个让警方困惑的问题是，在“联合国维和部队总司令部”这个组织里，吴廷标他们究竟是受骗者；还是行骗者？
余思高还创立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官网”（www.aaa13888.com）。经记者查证，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域名，而是挂靠在南京的一家公司名下。
这个网站至今仍能打开。打开留言板的第一句话是：“这个网站明显是骗人的，求教，他们的目的是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