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形婚者：公婆在时同床 睡着后再分开

[摘要]苏冰每年会看望公婆三四次，除夕夜会留在婆婆家过夜——公婆睡着之后两人会分房睡，早上五六点在公婆醒来之前，再拼到一张床上。

台下有人起哄：“亲一个！亲一个！”

站在婚宴的舞台上，Rain要假装笑起来。

他硬着头皮，吻了一下几乎是陌生人的“妻子”的额头，手心全是汗。

这是一场形婚的喜宴。在北京的朋友圈里，Rain已经出柜7年。新娘子“榛子”也是同性恋。

他们要为双方远在外地的父母和亲友编织一场谎言。

Rain的亲友团从云南赶来，作为一个大家族的长子，对他来说，婚姻即使命。

“走投无路。”在此之前，他已经拒绝了父母介绍的17个相亲对象。

形婚，又称互助婚姻。指由男女双方组成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形式意义上的家庭。

这是一个庞大而隐秘的群体。美国的《大西洋月刊》撰文称，“中国越来越多的男同性恋者，正在通过新的方式适应传统的社会规范——与女同性恋者结婚。”

在Rain看来，谎言是为了避免更大的伤害。

喜宴

《喜宴》是1993年出品的一部同性题材电影，影片由李安执导。

在北京摆的喜宴有19桌。

当天出席婚宴的，大多是新郎Rain的父母、亲戚，新娘那边仅有的几个“亲人”，也都是Rain请来的朋友假扮的。

宴请之前，新郎Rain和新娘榛子达成了一致：不拍婚纱照、不请司仪。

榛子一头短发，体型偏胖，平日里常常是皮衣皮裤皮靴。

她几乎不知道该怎么挑选婚宴的服装，仓促拽了两件衣服，一条裙子还是黑色的。

Rain跑了很多服装店，给她选到一件绿色的礼服，花了4000块钱，可还是不合身。

亲友们没有看到两人的结婚证。Rain半开玩笑地跟母亲说，“说不定以后还会换呢。”

母亲对这个新娘子也不太满意，可儿子已经35岁了，能办一场婚礼，也算是了二老一桩心愿：没有结婚证这事儿只要别让爷爷奶奶知道就成。

慌乱的婚宴，在新娘还算标准的微笑中总算平稳结束。

因为配合Rain的需求，婚宴产生的一切费用由男方出。

但他也尝到了中国式婚姻带来的甜头：办了19桌酒，收获礼金15万元。父亲又再奖励给他50万。按照协议，这些钱都是他的。

婚宴之前，Rain和榛子签了一份《形式婚姻协议书》，协议里明确了双方的权责和利益划分。简单说，“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我俩没有半毛钱关系。”

《协议》对遗产也做了约束。“另一方无权继承遗产，同时应出具书面说明其自动放弃该份财产继承的权利。”

结婚证是断然不能领的，Rain明白，一旦双方领了结婚证，这份《协议》就变成废纸。

Rain把形婚定义成“虚假的婚姻”。“一切都得是假的，工作、家庭、朋友、财产……”

这场婚宴，不过是应付亲朋好友的一个谎言。

谎言

婚宴前的三个月，Rain认识了榛子。微博私信里，榛子也在寻找形婚对象。

征得男友的同意后，Rain开始和榛子商量具体流程，一起为“如何编造更完美的谎言”出谋划策。

他早就想好了，“不能用正常婚姻的思维来套形婚，既然要撒谎，就要撒彻底，让这个谎言永远没有被揭穿的可能。”

榛子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榛子从小生活在河北一个小镇上，来京闯荡后，在一本杂志做销售。她有自己的女友。

Rain给榛子安排一个新身份：某大型国企的海外推广人，经常去国外出差，收入不菲。这样可以为以后“夫妻”聚少离多做好铺垫。

他开始虚构“榛子”的家庭：父母双亡。以此杜绝以后双方家庭见面。但思来想去二人觉得不吉利，最后决定互相都说是“父母离异”。离异了，父母还怎么好意思去跟亲家见面？

6月2日，在咖啡馆里，Rain抿了口绿茶，这是他讲述形婚经历起喝的第三杯茶。“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人是真的。”

一个谎言抛出去，要用千万个谎言来圆，家人也不是没怀疑过。

婚宴之前，Rain发给父亲一张榛子的照片，父亲敏锐的注意到女孩的无名指上戴了婚戒——那是她和女友的定情之物。

父亲质问Rain：“她遇到你之前，是不是结过婚？”

Rain用“以前她买着玩的，假的”为借口搪塞过去。

“喜宴”当晚，他与榛子躺在同一张床上，两人背对着背，都远远地睡在床的一侧，他从未感到长夜如此漫长。

那也是唯一一次共处一室。形婚一年，Rain和“妻子”榛子总共通过2次电话、见过一次对方的家人。

“一次电话是因为她父亲去世了，她说自己工作太忙没法请假，让我代替她去送送父亲。”Rain说。他觉得这种要求是应该的，买了车票连夜到榛子家。

另一次通话则是Rain麻烦榛子。他和他男友到瑞士去游玩，在母亲那里，得把男友换成榛子。他让榛子给“婆婆”打电话，好让母亲放心。

双方似乎只有在这种欺骗父母的时候才需要通话，其余时间都只是陌生人。

渐渐地，Rain发现，有形婚需求的群体，比他想象得更庞大。

牵线

在“形婚贴吧”中，仅6月19日一天，就有超过50人发帖寻找形婚对象。

发帖者大多是80后、90后，与普通的征婚帖不同，这些帖子里，对对方的相貌、学历等状况几乎没有提及，更多是“婚后是否同住”和“孩子”等问题。

“这只是冰山一角。”Rain说，他在三年前就开始关注形婚群体。“形婚在中国是个比较隐晦的话题，没有太多资料可以参考。”

他想把自己的经验传给圈内人。

2013年，Rain举办了第一次形婚培训，地点在刘家窑附近的一个60平方米的屋子里。

这次培训共来了七八十人，男女对半，25到30岁之间的适龄青年居多，活动上半场主要从婚宴、两地走动、合租、生子四个方面讲述，期间还有律师配合Rain讲有关婚姻法方面的内容；下半场留给有意向形婚的同志自由交流。

类似的公益培训，Rain前后举办过五六场，一共跟三百多人交流过。

虽然有些成就感，但Rain不打算再培训下去。

至少有两场培训，到场的男女比例在10：1左右。相比男同抱着必走形婚这条路的心态，大多数拉拉单纯是看看，“她们挺犹豫的，特别怕。供需之间不平衡，我不想白费劲儿。”

如果说Rain的培训是偶尔可做的公益活动，Kevin的工作就是每天给同志介绍形婚对象。

从事形婚介绍工作6个月，Kevin已经接手几百号客户。

客户以南方人居多。Kevin发现，形婚介绍的成功率远比给普通异性恋介绍要高，她的客户说话非常直接，不合适绝不浪费时间。

在许多同性恋者心中，形婚是应付父母的唯一出路。为此，他们宁愿付给Kevin每年1万8的会员费，也不会让不明真相的爸妈帮着找一个异性伴侣。

可现实是，在中国，有80%的男同性恋，都找了性取向正常的妻子。

一个被广泛引用和认可的数据是，在中国，约有1600多万女性嫁给了同性恋或双性恋的男子，而目前处于性活跃期的男同性恋者有2000万人。

张北川认为，男同进入婚姻，势必造成对女性权利的践踏。

张北川，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这位国内最早研究同妻的学者感叹，“同妻的命运多是凄风冷雨，我已见到太多的痛苦和泪水。”

一份历时三年跟访同妻群的社会学调查，也佐证了同妻的苦痛境地：“逾九成人遭遇过家庭暴力，三成人在婚姻中没有性生活，但仅有三成人选择离婚。”

张北川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社会问题，但让社会真正接受同性恋，又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

暗礁

十年前，苏冰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把信纸夹在一箱零食里，寄回了山东老家。

信中，她阐明了自己的性取向和对生活的理解。

四天后，父亲回了信息：信收到了，事知道了，你开心就好。

她得到了父母最大程度的包容，此后每次回家都带着女朋友。但几年后，苏冰仍然“形婚”了。

“形婚是为了父母好，如果我不这么做，他们就得面对邻居、七大姑八大姨们的闲言碎语。我不能把原本该自己承担的社会压力推给他们。”

她一直尽最大努力，减少生活中的谎言和欺骗，多些真实和善意。

苏冰父母对女儿婚姻性质的坦然接受，也给形婚丈夫省了不少事儿。“丈夫”根本不需要前去表演，过节时托当地的朋友送点礼物给岳父家。

“每次去他家，总也记不住他家的门牌号。”靠在沙发上的苏冰顿了顿，笑了起来，每次到小区附近，她会去超市买特别沉的礼品，然后打电话给公公或婆婆，说东西太重了，麻烦来帮忙提一下吧。

苏冰每年会看望公婆三四次，除夕夜会留在婆婆家过夜——公婆睡着之后两人会分房睡，早上五六点在公婆醒来之前，再拼到一张床上。

在北京读硕士博士，现在是国有文化企业高管，至今苏冰形婚7年，她对自己的婚姻状态是满意的，而一些知情的亲友甚至羡慕她目前的状态。

前几年，苏冰决定贷款买房，“婚姻”也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按贷款政策，她可以轻松贷到最大额度120万。但由于“配偶”在北京的收入、个税、社保及公积金缴存都是0，以“家庭户”只能贷到105万。丈夫得知消息后，主动借给她40万，她只留了15万，还再三表示这钱“年底一并还清。”丈夫说，“别还了，算是我一点儿心意。”

两人的年收入都不低，“对钱都没那么计较。”苏冰说，更重要的是，她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善意，不像其他形婚夫妻那样冷冰冰。

更多形婚者没有苏冰夫妇这样和睦，很多新的烦恼和风险摆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