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手机就能搞传销 博士也中招

李旭，民间反传销人士。1971年出生，四川阆中人。

2004年，在亲戚游说下，李旭陷入江苏一传销组织，发展的第一个下线是自己的亲姐姐。2006年，从传销骗局中醒悟后，他自费建立中国民间反传销协会，下设救助热线和网站。

十余年间，他和他的团队解释骗局、反洗脑，解救传销人员，并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铲除了多个非法传销组织。他被媒体称为“民间反传销第一人”。

陷入传销

“发展的第一个下线是两个亲姐姐”

新京报：媒体报道，你曾陷入传销组织？李旭：对。当时我三十多岁，从老家四川阆中到辽宁鞍山做了十来年生意。先是开豆腐坊，后来开小超市，起早贪黑，太辛苦了，收入也一般，我对当时的生活很不满意。2004年的一天，我小舅子跟我说，可以和他一样去南方寻找商机，在江苏包水电工程，一个项目能赚几十万，这是我当时收入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很有诱惑力。不过，最开始我是怀疑的，他以前给我打工，好吃懒做，传统行业都做不好，我不是很信任他。但后来他的亲叔叔、还有我岳父都被他发展过去了，他们给我打配合电话，说那边确实好。犹豫了两三个月，我去了。

新京报：去了以后发现是什么样子？

李旭：去了第二天就被带去上课，小黑屋，上面有领导宣布，“生意建设会马上开始”，还让关掉手机。晚上，小舅子他们跟我说，没有水电工程，让我来考察新行业。我当时想走，但迫于亲情，岳父、小舅子都在，怎么都得给面子，答应帮他们听几天。五六天之后，我自己也信了。

可能是因为天天上课，在封闭的环境里，一直有人跟你讲梦想，投资几千块，两三年之后就能赚钱，风险小、回报大、短平快。身边又都是亲戚，能感觉到家的氛围。还有成功人士的分享会，几百人的大礼堂，他们穿金戴银现身说法，他们确实成功了，这不是骗人。人是环境的产物，在那种情况下，就被同化了，想着，这可能是个机会。

新京报：你也开始发展下线？李旭：我先投资了一万多块钱。我当时真心觉得这是发财的机会，应该把机会带给最亲近的人。我发展的第一个下线是我的两个亲姐姐。先后发展了三四个人，他们又发展下线，我当时差不多有四十多个下线。我一直做到中层头目。2005年年底，过了兴奋期，我发现了问题。大家都是发展亲戚朋友，到了一定时间，拉不来下线，就没钱了；我上面的头目又偷偷摸摸，总觉得他们有见不得光的地方。我上网一查，这叫传销，不像他们宣传的那样，不崇高也不伟大。我才幡然醒悟。犹豫了两个月，解散了自己的团队，报警，最大的头目被抓了。

反传销

“曾一次性解救一个家族的人”

新京报：因为那次经历走上反传销的路？

李旭：刚退出，我很愧疚，被骗的都是我的亲人朋友。而且我也认识到传销的危害，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扭曲了。我在网上发帖、开博客，揭露骗局。我回到鞍山，通过网络和电话解救了一些鞍山周边的人。一般都是家属向我求助，我跟着家属一起过去，那时候传销组织对新人的控制比较简单，打的都是亲情牌，屋子里有人陪打牌，外出有人陪玩，对新人都很好，也不限制自由。我们把陷入传销的人约到宾馆，现身说法，讲传销的套路、分钱的内幕，我是过来人，一般都能说到点子上。另外，相关部门一定要加大打击力度，全国要形成合力，不要运动式打击。不然东边打下去了，西边又起来了。治标不治本。要抓头目、摧网络。

反传销，主体还是政府，我们只是补充，灭火队员的角色。

新京报：目前像你们这样的民间反传组织多吗？

李旭：我的团队是二三十人的规模，全国范围，我估算下来顶多也就一两百人。和人家传销组织上千万人的规模相比，我们势单力薄。而且这些组织都很松散，缺乏监管。

我们作为反传者，目标是让传销灭绝。但实际结果是，这十几年传销越反越多，这也是我们的尴尬。有时候确实很无奈。

新京报：你们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李旭：在宣传预防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很多地方传销猖獗，我们掌握了线索，会联系媒体，和我们一起去做暗访调查，放大我们的声音，进而会引起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后续会有一些打击措施。这是间接的社会效益。如果没有我们，传销可能比现在要疯狂得多，我们起了一个阻击的作用。

从小的方面来说，我们没有能力去救所有的人，但救一个是一个。挽救一个人，就是挽救一个家庭，让无助的人看到希望。这个社会需要有人去给他们点亮这盏明灯。虽然火光很微弱，但会越来越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