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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抗疫”近卫军

2020-3-30 19:02| 发布者: 云冈山人| 查看: 221| 评论: 0

青年“抗疫”近卫军

发稿时间:2020-03-30 08:58: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中国青年网

  作者何建明(右)和志愿者父子在一起。

  上海古北社区的外籍志愿者。


  为外援医疗物资箱贴上五星红旗。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现在,我站在黄浦江边的浦东大地上。

  在我的身后,是摩天大厦林立的陆家嘴国际金融区:632米高的上海中心、金碧辉煌的金茂大厦和高耸入云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及伸展着美丽“小蛮腰”的东方明珠,将黄浦江东岸衬托得美轮美奂。

  我知道,再过几天,就是当年邓小平所说的“手中王牌”——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纪念日(4月18日)。对一个青年来说,“三十而立”是件值得骄傲的事。然而对一个城市来说,“三十而立”,谈何容易!可是,大上海骄傲地告诉世人:他们的城市、他们的浦东真正做到了“三十而立”……

  这让我想起了30年前上海人都知道的“八百壮士过浦江”的传奇:那个时候,为了响应浦东开发开放,上海从各单位征召了800位立志为浦东这片热土干上一番惊天动地事业的干部、技术人员和普通群众。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有近三分之一的人甚至刚刚从校门走出来。他们成功了!他们用热血与汗水,让一片曾经的水稻田和江边滩地,成为世界瞩目的现代化国际金融中心和美不胜收的大都市。

  现在,我往前看,是中国最大的空中走廊——浦东国际机场。这个每年平均接待旅客近5000万人次的大机场,今天竟然成了我国防控境外疫情的最前线和主战场。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个抗疫烽火四起,每天都有数个、数十个境外病例出现的国门口,如今有数以万计的抗疫“青年近卫军”,在为14亿人民的安危而死守祖国的空中大门。在这批穿着白色盔甲的青年勇士中,有许多人的父辈,就是当年建设浦东的“八百壮士”中的人物。

  今天、此刻,我在浦东机场上,又一次看到了这样的勇士和壮士。

  停机坪上,转眼的工夫,降下数架从重点疫情国飞来的客机,近千名旅客已在机舱内等待出关前的检疫。而驻守在机场的海关检疫人员再一次紧张起来,因为搭乘了十几个小时飞机、其中不少还是多次转机才到达浦东目的地的入境者,他们皆已疲倦不堪。这些天里,飞机落地时,就有老人在机舱内休克,也有五六岁的孩子连哭的力气都没了,甚至还有妇女一下飞机就大出血……

  “你们必须在两小时内完成已经降落的4个航班的登机检疫……人员不够?那就把准备下班的队伍再拉上来!五六个小时没休息,有的上了年纪的检疫队员吃不消了?那这样吧:我命令你,现在立即抽调三到四支队伍的青年检疫人员马上投入登机战斗,并且必须在晚上七点前完成检疫。你问为什么不多给点时间?告诉你吧:如果有时间我就不会直接命令你了!明白吗?7点以后,还有从德国、美国等地来的数架次航班要停港……所以,你们必须立即组织青年检疫队员再去冲锋决战!”具体负责机场检疫指挥与调度的机场海关副关长王智峰这天有些急了。他的额上满是汗滴,因为机场每积压一个航班,机舱内的某一个发热患者或隐性患者就可能会传染十个或更多的人。

  时间就是生命,机场就是战场,自疫情发生以来的每一天,浦东机场皆是如此。而3月初以来的境外疫情,更是让浦东机场这扇国门风雨飘摇、危情频出。“全国人民每天都盯着我们这儿,我不让他们拼不行啊!”王智峰一边抹去额头的汗水,一边又操起电话开始新一场的指挥与调度……

  于是,我们看到,在一架架飞机舱口与连廊相接的走道上,一组又一组身穿沉重防护服的海关检疫青年队员们,跑步登上飞机,开始又一场紧张而有序的对所有入境者的检疫与查询。

  “你今天上了几趟飞机了?”

  “有五六趟了吧!”

  “没有休息过?”

  “咋休息?穿了那么厚的防护服……”

  “不喝不尿?”

  “咋喝咋尿?”

  “你……裤裆受得了吗?”

  “受不了也得受啊!”小伙子回答得很直接。旁边的一位检疫员不好意思地示意他:“快走吧!别磨蹭了!”

  “不好意思,还有一班登机检疫任务……”小伙子步履艰难地朝机舱方向挪动着。海关同志悄悄告诉我:“估计他的尿不湿湿透了!”

  “没办法,人手不够呀!开始我们依靠机场自己的海关人员组成了17支青年突击检疫队。3月以来,境外检疫任务一天比一天重,现在整个机场的检疫突击队已经超过30多支,基本上清一色的年轻人。”上海海关关长高融昆说,“不靠青年人不行啊,上岗的人全都得连续作战,一上岗就是十几个小时。你想想,一件防护服有效时间为4小时,可我们的检疫突击队员一般都要干满十来个小时,这中间是滴水不沾、粒米不进,也不能上厕所。这是一个上岗班次的基本任务。有的航班,一组队员上机检疫,得花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也有……”

  “为啥这么长时间?”

  “入境者的情况复杂呀!我们要对每一个人前14天的行动轨迹作详细调查,了解清楚,而且必须做到不漏一个细节,这样登机上舱内的检疫队员的工作量就非常繁重。这要不是我们这些可爱的青年队员用身体的本钱挡着、顶着,能守得住这国门吗?”这些天,高关长每每讲起他的队员们,总会哽咽起来。

  而我知道,这仅仅是守卫国门的第一道关口。

  “出关”是第二道关口。这里又是入境者最为密集和程序最为繁琐之地。除了同样必须的防疫检查和“何地来”“去何处”“中途是否转机”等调查询问之外,还要按人分流,引入上海防控的“闭环”通道。因此,这里的一千位入境者,就会生出一万个问题来。尤其是外籍入境者,简单的一个问题,就可能耽误半小时、一个小时。

  怎么回事?语言不通呵!

  “立即启用支援机场和各社区、定点隔离地方的外语志愿者!”市区县团委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全力开动。两天之内,两万多名青年志愿者报名参战。他们告别父母和恋人,舍去自己的“宅”生活,穿上防护“盔甲”,甚至连多吃一碗方便面、画一下眉的时间都没顾上,便来到机场、集中隔离点,或者社区的抗疫前线。

  外办系统的翻译马荃,负责日本方向来的客人。许多在上海工作的日企驻沪友人,他们回来都是为了公司的业务,有人绕道数国才抵达上海,旅途艰难;也有的是远嫁日本却多年未回的老上海人。许多人从疫情重点国仓促辗转才到浦东机场,难免心存疑虑。

  “欢迎回家!”“到了就好!”马荃见了这些日籍入境者,第一个动作就是毕恭毕敬地弯下腰,说着这样一句句暖心的话,“我看到许多人一听这就热泪盈眶”。

  “这样的话一天你要说多少遍呢?”

  “至少500遍吧!”马荃的嗓子已经沙哑,但他仍然精神飒爽、满腔热情地对日籍客人说着“欢迎回家”“到了就好”。

  外贸系统的阿拉伯语翻译娟娟——她喜欢别人这样称呼自己,因为她到机场的任务是协助那些正在办理入关手续的带孩子的客人们,看管他们的小宝贝。

  千万不要以为这活轻松。

  “有一天从伊朗来的一家人带了4个孩子,最大的也就十来岁!这回好,我就成了临时‘孩子王’,那个折腾劲儿,好像比我整个童年玩得还奇葩得多哟!”娟娟说,“其实当‘孩子王’很累,尤其是在机场,你还要时刻保护好他们不受意外传染……”

  听完这样的“奇葩”故事,你想笑又似乎笑不出来。娟娟说,有一天她与另一位姑娘在入关口哄着3个孩子,结果阴差阳错,两个入境的外籍家庭领错了孩子,把娟娟和同事急得满航站楼寻找。等到两家的孩子“物归原主”时,娟娟她们累得坐在地上半阵子没起得来。

  “这、这也叫战斗?”

  “这叫‘战疫铁人赛’!”姑娘们自个儿笑得前俯后仰。

  边检指挥中心内的民警小沈姑娘,是最近才加入到“守国门”的防控大军之中的。或许因为她在原来的单位就是个有名的“学霸”,所以现在她被安排支援边检的核心团队——入境人员审查队。人称“最强大脑”的审查队,负责整个入境人员的情报分析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排查风险、防控那些隐性危险传染源的特殊战斗岗位。

  “一天要排查多少条线索和信息?”

  “至少上万条吧!每一条都必须清晰,经核对没有差错后一一归零,否则就可能是一个风险口……”小沈说,有一天,她和同事对当日近4万条的入境旅客信息进行全量筛查时,无意间发现有一名旅客隶属于一个19人的旅行团,而这个旅行团有经过疫情重点地区转机和停留的记录。“我们马上采取行动:一方面传令登机的检疫防控人员‘逮’住这位入境者,进行核实;同时迅速对他入境后所要去的地方布置相应的防护提醒及保证措施。漏掉一个细节,就可能造成极大隐患。我的岗位丝毫不能有半点马虎!”

  那张青春的脸上洋溢着严肃而又骄傲的光芒。

  以前我们并不知道,其实在此次战“疫”中有一支特别行动队,他们的名字叫“医学流行性传染病调查队”,简称“流调队”。其工作任务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内“逮”住“毒源”、切断“毒根”,因此也有人称他们是“神秘的猎毒者”。

  “流调队”的工作确实非同寻常,且必须争分夺秒。

  3月27日一上班,我就来到上海市疾病防控中心的“流调”队部。接待我的是另一个小伙子,因为我比预约时间早到了十几分钟。“不好意思,昨晚一宿没睡,我在赶个‘报告’……”小伙子放下才咬了一口的面包,给我搬椅子坐。

  “又是执行紧急任务去了?”

  “是。昨夜快十点了,突然接到浦东那边来电,说有一个外籍入境者确诊了,我就‘接单’去了。结果发现那人是西班牙的,我不懂西班牙语,所以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搞完现场流调已经快两点了。然后回来就要赶报告,我们必须在两小时内把每一个确诊者和疑似者前14天内的所有行动轨迹,形成完整报告公布到全国传染病信息网络上,所以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完成。我现在正在写的是正式报告,也得在流调之后的24小时内递交给市卫健委……”

  正在此时,我预约的采访对象,为上海抗疫整个战役立下汗马功劳的流调队“头儿”潘浩来到办公室。从他口中我才知道,这支为全上海2400多万市民“守大坝”的流调队员,主力队员几乎都是80后、90后的青年。“我们这儿最小的是1995年出生的。”潘浩说着,就从旁边的几个办公室叫来4名年轻队员,其中一个是女孩子。

  “俞晓你先跟何老师说说。”潘浩对女孩说。颇有几分泼辣的俞晓随即对我说,像她这样28岁的年龄,在流调队中算“老兵”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以前也没有遇到过像这一回这般严重的疫情。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在1月18日,也是上海确诊的第二例病例。头一回我是跟着潘主任一起去的,明显主任是想让我练胆的。第二天我再想让主任或其他老同事带我的时候,就根本不可能了,因为在这之后的日子里,整个城市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就像火山爆发,我们所有流调队员个个都开足马力,仍然忙不过来。”俞晓说到这儿,长叹了一声,“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

  “讲惊心动魄点的事!”潘浩在一旁督促她说。

  “这不正讲到第二例确诊者的事嘛!”俞晓接着说,“第二天,他——林声接的那个确诊者,竟然在流调时发现跟我接手的这一例有交结……”俞晓指指坐在她身边的小伙子继续说道。

  “我流调的那例病人与俞姐手头的那例是一个单位的。”95后的林声补充了一句。

  “这就说明我流调的第二例确诊者,并没有把自己全部的生活轨迹如实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的任务是:搞清楚每一例病人是怎么发病的,跟谁有过接触,这是切断传染的关键所在!”

  “怎么办呢?”我已经感到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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