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疫情后世界或出现“新全球化”

哈佛大学教授：疫情后世界或出现“新全球化”

　　参考消息网5月18日报道 美国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达尼·罗德里克5月12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题为《充分利用疫情后世界》的文章称，未来若干年，在新冠肺炎危机中得到强化的三个趋势将塑造全球经济。文章编译如下：

　　未来全球经济将由三种趋势塑造。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将朝着倾向于后者的方向重新平衡。这将伴随着超全球化和民族自治之间的再平衡，同样也是倾向于后者。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的理想需要降低。

　　没有什么能像一场疫情那样，可以凸显市场在面对集体行动问题时能力不足，以及应对危机和保护人民的国家能力的重要性。新冠肺炎危机加大了对全民医疗保险、加强劳动力市场保护以及保护重要医疗设备国内供应链的呼声。

　　尽管新冠疫情加强和巩固了这些趋势，但它并非主要驱动力。所有三种趋势——加强政府行动、退出超全球化和增长率降低——都早于疫情。尽管它们可能给人类繁荣造成重大危险，它们也可能是一个更具可持续性、更加兼容并蓄的全球经济的先兆。

　　中国和美国发挥重要作用

　　想一想政府的作用。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共识减退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现在成为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核心重点是，为政府应对不公平和经济不安全设计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尽管美国民主党中的改革派没有成功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但他们基本上控制了辩论内容。

　　显而易见，美国和欧洲都在向加大政府干涉的路径前进。

　　唯一的问题是，这种更加积极的政府将采取何种形式。我们不能排除回归老式政府干预的可能性，尽管它并没有实现多少预期结果。另一方面，从市场原教旨主义转移可能采取关注绿色经济、就业良好和重建中产阶级的真正广泛形式。这种调整需要适应当前经济和技术条件，而不仅仅模仿二战后30年黄金期的政策本能。

　　政府回归与民族国家恢复首要地位息息相关。各地都在讨论去全球化、分离、将供应链转移回国内、减少对国外供应的依赖，以及有利的国内生产和金融。

　　中国和美国是定基调的国家。但始终处在成立更大税收同盟边缘的欧洲没有起到多少抗衡作用。在此次危机中，欧盟再次逃避了各国团结，反而强调国家主权。

　　“超全球化”将被取代

　　退出超全球化可能导致世界沿着贸易战升级和民族主义兴起的道路走下去，这将破坏每个人的经济前景。但这并非唯一能想得到的后果。

　　可能可以设想一个更合理、不那么具有侵入性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重点是国际合作真正取得成功的领域，包括全球卫生、国际环保协议、全球避税港和其他容易受到以邻为壑政策影响的领域。另外，民族国家不会拖累它们优先处理经济和社会问题。

　　这种全球秩序不会与世界贸易和投资扩大为敌。它甚至可能会加快两者，因为它为发达经济体恢复国内社会交易和发展中国家制定适当的增长战略打开了空间。

　　需探索新增长模式

　　世界面临的中期最危险前景或许是经济增长大幅降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然而重申一下，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增强了之前就存在的增长问题。除东亚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基于需求方因素——尤其是公共投资和自然资源方面的繁荣——而这些因素是不可持续的。

　　发展中国家现在将不得不依赖新的增长模式。此次疫情可能是校准增长前景所需和刺激更广泛反思的起床号。

　　当世界经济已经处在脆弱的、不可持续的道路上之际，新冠肺炎疫情摆明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必须做出的决定。在这些领域的每一个方面，决策者都有所选择。取得的结果可能或好或坏。世界经济命运不在于病毒怎么样，而在于我们选择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