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德华
今年1月，加拿大首次宣布发现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后不久，来自马尼托巴省首府温尼伯的医生邵大卫就被同事奚落，要求他回家并停止“传播病毒”。他没有生病;然而，他是公司里唯一的中国人。
30年前，邵大伟从中国上海来到加拿大。他从未去过武汉。不幸的是，这些奚落对他来说太熟悉了。在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他的同事还告诉他“别来”，“回家去”。
邵大伟在这两次疫情爆发中的经历，对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中国人来说都是现实。与SARS一样，最新的卫生流行病提醒人们，注意无处不在的种族主义，它认为中国人天生就是外国人、不卫生和疾病携带者。
在西方媒体，已经有无数的社交媒体帖子，将中国人贴上“肮脏”和“不干净”的标签。据称，一名中国女子在武汉一家餐馆喝蝙蝠汤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并声称疫情是由这种做法引起的。
视频是在太平洋上的帕劳岛拍摄的，这道菜是当地的美食(不是中国的)，疫情的爆发不是从“蝙蝠汤”开始的。对于那些希望相信中国人因为吃了“恶心”的食物而生病的人来说，这些事实似乎都无关紧要。
但是疾病与吃什么关系不是很大，而更多地与食物准备的条件有关。这通常是由糟糕的政策和缺乏控制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一个民族的食物偏好所决定的。
早在SARS和冠状病毒出现之前，中国人就面临着“不卫生”和“肮脏”的指责。早在19世纪鸦片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就被诬蔑是“东亚病夫”。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发生了变化，因为来到北美的中国移民，被认为是不讲卫生和容易生病的人。
19世纪晚期，在加拿大，白人开的餐馆常常会宣称他们不雇佣中国工人。维多利亚州的一家这样的餐馆，在用德国厨师取代中国厨师后不久就声称，“一个品味高雅的人一想到自己的晚餐是由中国人做的，就会反胃”。
这种认为中国人不卫生的看法，往往来自唐人街的恶劣生活条件。1887年，加拿大记者将温哥华的唐人街描述为“文明的眼中钉”和“滋生虫害的地方”。1890年，在温哥华的一次霍乱恐慌中，当地媒体要求政府对该市的唐人街采取行动。
尽管缺乏证据表明唐人街曾出现霍乱，市议会还是在医疗卫生官员查巡和卫生委员会的报告中，将华埠列为“官方实体”，这一名称使该社区因违反当地法律而受到更严密的审查。其他被指定的实体包括污水处理系统、清理场地、屠宰场和养猪场，但没有一个是住宅。
当年，中国人确实生活在贫困中，但这并不是他们的错。尽管不断有人上访要求改善基础设施，但当地政府多年来一直忽视移民地区，将其视为一个不优先考虑的问题。结果，唐人街到处都是垃圾和粪便，因为它没有污水处理系统，而它的居民生活在拥挤的空间里，缺乏通风。
正是由于政府的忽视，这些社区经历了更高的传染病率，包括结核病。1896年终于引进了污水处理系统，但过度拥挤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城市当局经常以唐人街的房屋“对城市的健康有危险”为由，采取拆迁行动，导致许多中国工人无家可归。
如今，加拿大各地唐人街的条件已明显改善，但污名依然存在，SARS和冠状病毒的爆发更是火上浇油。
农历新年对加拿大的华人商店来说是一个特别繁忙的时期，但今年由于疫情爆发的消息，华人在各地的商场和餐馆仍然人去楼空。安大略省马卡姆市的加拿大华人联合会报告说，由于冠状病毒的爆发，一些当地中国企业遭受了20%到90%的损失。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多伦多唐人街的收入下降了40%到80%。
尽管一些最边缘化的华人社区，正遭受疫情和公众恐慌的经济后果，但加拿大当局不仅在解决反华种族主义和民众的误解上无所作为，而且在某些地方还削弱了当地医疗机构的能力和应对潜在爆发疫情的设施。
在安大略省，道格福特(Doug Ford)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正在将35个公共卫生部门合并为10个，以节约成本。这些公共卫生单位提供传染病控制和餐馆检查——确保达到卫生标准的关键措施。合并可能会导致裁员，影响服务的提供。
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还废除了《就业标准法案》——取消了带薪病假，并要求员工提供病假单。无数研究表明，没有带薪病假的员工更有可能在出现症状、有可能传播疾病的情况下继续工作，而不是在家休息。
因此，面对冠状病毒的流行，超过175名卫生工作者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安大略省政府恢复带薪病假的规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有助于加拿大预防疫情爆发的是，加强其卫生保健部门并确保其财政需求得到满足。然而，对仇外心理和恐华情绪的放任不管，绝对无法阻止这一趋势。
事实很清楚，对中国人的百年来老一套的岐视，不能帮助加拿大人远离冠状病毒。相反，它可能会破坏华人社区的稳定和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