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给难民学生上课是怎样一种经历？

我所接触的难民学生

加拿大一些学校积极参与了难民安置工作，这种全面参与救助难民的志愿者现象是加拿大独特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这些难民选择进入加拿大温暖港湾的原动力。

远程通勤让我养成了在上下班路上听新闻的习惯。近年来，关于“难民”的报道始终未间断过的。据统计，仅在去年一年中，加拿大就接收了超过20000名难民。对本国人口不到3700万的加拿大来说，这不是个小数字。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还要花费上亿加元用于加强在边境的巡逻、安检和处理难民。大量接纳“难民”给该国难民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加国不少媒体质疑政府接纳“难民”的正确性，网上也就此展开热烈讨论，譬如：特鲁多一意孤行接受难民，是“政治正确”的执政诉求，还是“深谋远虑”的英明决策？全球安全动荡，恐怖组织横行，巴黎喋血，120多人成为恐怖组织的牺牲品，加拿大仍然敞开胸怀接受难民，是人性光芒，还是被迫为之？对于政府方针政策，可谓众口难调，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不过，有趣的是，大家对待已入境难民的态度倒挺一致，可谓把一贯奉行的人道主义精神在难民身上算是用到极致了。和我一样，“难民”也属于移民。我们所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他们非但一样不少甚至还能获得更多。

“难民”于我，绝非只是一个出现在新闻里的熟悉词汇。我和“难民”算有缘分，他们是我在2000年落地时最早接触到的族群之一，也是我目前工作的服务对象。听他们诉说在故国经历战争恐惧和丧失亲人的不幸故事，看他们在陌生国度里重建家园并最终建立归属感的一步步生活轨迹改变。我既对他们曾经的遭遇充满同情，也为他们开启人生新篇章而庆幸。

积极生活与放弃学习的难民学生

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加拿大所接收难民来源也是不断变化的。20年前的难民主要来自于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等南美以及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近10年间，加拿大还接收了大量东南亚国家难民。现在，阿拉伯世界及叙利亚难民成了主要接收对象。当年，和我坐在政府开办的免费英文学校里一起学习的南美和东欧难民素质相对高些，语言接受能力强，受到帮助时间不长就积极寻找工作，争取自己养活自己，不再成为国家负担。

同学中玛丽亚一家就是这种典型，他们来自南美北部战乱国家萨尔瓦多，一家七口，除了先生打工不来上学，其他大部分家庭成员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度过。和很多南美人一样，玛丽亚身体健壮，满头乌发脸颊饱满，齿间有条很大缝隙。她在这所学校已经待了一年，是个勤奋的好学生。尽管40多岁了，学习进步也较缓慢，但她学习很用功，不像有些同学不做作业纯粹来混日子。她说，来学校报到的第一天完全听不懂老师讲话。但我见到她时，她已经可以用英语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挺让我们这些不太会英文的同学羡慕呢。玛丽亚唯一的女儿20岁，戴副样式普通的金丝边眼镜，看似恬静有礼。因为年轻，英语学得特别快，在高级班学习没多久就找到工作离开了英文学校。他大儿子叫维克多，22岁，个头不高敦实健壮，一看就是把干体力活的好手，也是加拿大稀缺劳务市场上抢手的人力资源。他的理想是当木匠，所以他拼命学英文，虽然有严重的口音，但并不影响交流。我去学校后不久，他就考取了驾照，随后还买了辆二手车。车虽破旧，却给他带来了好运。他当上了建筑工人，有时活干完了又正好赶上他妈妈下课，他就顺道来接妈妈一起回家。后来他还带动一帮从原南斯拉夫来的小伙子们积极投身找工作的行列，也算是对加拿大社会的回报吧。

从整天在战火硝烟中担惊受怕过日子到太平盛世安居乐业地生活，难怪玛丽亚一家人整天满面笑容呢。

前几天我上网浏览新闻，看到一位教育界同行写的吉卜赛难民学生令人头疼的“斑斑劣迹”，尽管学校想尽办法帮助这些家庭，但孩子们学习意愿还是极其低下，行为也让老师无语。譬如：借给他们的计算器，刚到他们手上键盘就被硬物戳坏，尺子也被折成两截；平时不想上学就随便旷课；15岁女生就在家长张罗下要结婚了。我同事也告诉我，她在另一所中学任教时也碰上类似的情况，一个10年级女生突然失踪了。原来，她在餐馆打工时不知结识了什么人而怀孕辍学了。这位老师并未流露出任何责备的意思，只是满怀同情地表示：孩子这么小，还没预备好做母亲就意外怀孕，太可怜了。哎，我同事真是心太软。

最难辅导的“不懂装懂”学生

而我觉得自己挺幸运，遇到的难民学生还算不错，同时，我觉得这些孩子也很幸运，能遇到我们这些无偿无私帮助他们的老师。

到目前为止，我所遇到最难辅导的学生是三个月前刚从柬埔寨来的一名女生。她个头特别矮小，看上去像个初一新生，几乎不说话，和学校里其他17岁少女存在着天壤之别。在和她的沟通中我们老师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她对我们的每句问话总迅速以点头并用“Yes”作答，以致我们误以为她能用英语交流。直到我给她考英文后才发现事情有些不妙。改卷子时，她的分数低得让我怀疑自己是否改错，我连续用不同方法改了三次都没变化，我才死心。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张75道题试卷，她都在答题纸上画了100个答案。我很纳闷，她是否把答案写错地方了。我连比带画跟她解释，只见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原来，她看都没看题，只是在提供了100题答案的纸上画满了每一个答案。

回想起她来的第一天，也做了件令我担心的事。按学校规定，每位ELL（母语非英语）新生在正式上课前都要进行语言测试，并依其程度安排课程。和其他人一样，她也在第一天接受了英文水平测试。我看她没怎么动笔，一上午过去也没做多少，就让她先去吃饭，然后回来再做。我知道她没带午餐，就让她打电话给她的领养家庭帮她送饭过来。她用柬埔寨语打完电话就往门外走，我问她是否要上洗手间，她点头回答“Yea”，我也跟出去，连比带画告诉她怎么走。她又点头并往洗手间走去。午餐时间结束，我还不见她回来，担心她迷路，就在学校找了一圈，却根本不见她人影，我想也许是出去吃饭把时间给耽误了。可一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她回来，我不免担心起来：她可是初来乍到，万一出什么意外怎么办？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的神经下意识地紧绷起来。还好，我有她家庭的电话号码，通话后才知她以为考完便回去了。

这样一次次的小误会终于让我们搞懂，她所说的“Yea”，并不是我们理解的“Yes”，也不代表任何其他意思，她发现只要自己一发出这个音节，我们便会微笑，不再多询问下一个问题。所以她把“Yea”当作能和我们进行交流的唯一利器，对每个问题都以此音节作答。可这把我们所有老师给害苦了，譬如第一天我们噼里啪啦向她交代了一大堆注意事项，就得逐一从头来过。可我并不知道该如何“从头来过”，因为我根本无法跟她进行任何沟通。

尽力帮助每一位学生

照课表，她第一节课是电脑设计。我把她带去肖尔比老师的教室，并很抱歉地告诉肖尔比老师她完全不会英文。然后打算离身去帮助别的学生，可我看到她站在身材高大的肖尔比老师面前满脸无奈，一时也生发了同情心，将心比心，换做自己是她的话，我可能会更绝望吧？于是，我决定留在教室多帮她一会儿。肖尔比老师跟她打招呼，对老师的每一个问题她依旧满面笑容点头后答以“Yea”。我尴尬地看着他们鸡同鸭讲的场面，不知从何帮起。只见肖尔比老师示意她等一下，然后走到里面小间，从一个大大的糖罐里摸出两块巧克力，走出来递一块给她吃，看她没反应，肖尔比摸出自己手里那块，剥掉糖纸，送进嘴里，并示意她做同样的事，她也剥掉糖纸，把糖送进自己口中。肖尔比老师友好地问：“好吃吗，你喜欢巧克力吗？”她笑着说：“Yes”，我注意到她说的是“Yes”而不是“Yea”，也就是说，她琢磨出了“Yes”就是同意的意思。应该说，直到此时她才真正学会了第一个英语单词，那就是“Yes”，我想以后她会经常用到这个词的。

肖尔比老师的确满是智慧，他想到翻译软件，于是在网上查找出柬埔寨语让她认，并让她打柬埔寨语后再翻译成英文。但她没多大反应，肖尔比老师认为她可能更擅长用别的语言，于是又搜索所有柬埔寨人可能使用的语言，可她还是没有反应。肖尔比老师略带犹豫地问：“她以前上过学吗？”这架势让我也对她的受教育程度产生了怀疑。不过，肖尔比老师绝不放弃，他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似的脸上露出了微笑，“我女儿小时候最爱玩一个电脑游戏，那是—个幼儿教育节目，我们不妨让她从最初级的英文学起吧。这个她可以自学，也许是目前对她最有帮助的一种辅助学习手段。”肖尔比老师甚至想到她不会用英语键盘，还特意下载了—个柬埔寨语键盘给她使用。这孩子对我们就像个谜，关于她的很多东西我们都在摸索，譬如她到底说哪种语言，会不会使用电话和电脑等等。当我们发现她并不会使用电脑后，肖尔比老师又三两下就下载了一个最简单的游戏，然后让她依葫芦画瓢跟着玩。

听领养家庭说，她父母在一年内相继患上疟疾，因为医疗条件恶劣得不到适当治疗前后脚离开了她。后来抚养她的外婆在她抵加后的第二天也去世了。对她如此可怜的身世我深感同情，每次看到她，都主动和她打招呼。没过几天，不论在走廊上，教室里，还是我办公室，只要一看到我，她就会送上微笑，还点头致意。让我兴奋的是，有天午餐时间，她走到我办公桌前，轻轻拍拍我的肩头，把一本九年级数学书摆在我眼前，一直用手指着封面让我看。我想她—定有题目要问，便做了个翻书的动作，她立刻会意，打开书，翻来翻去，过了好久，终于翻到了要找的那页，指着一题，眼中充满了疑惑。我看完题，把答案写给她，虽然我知道她完全不懂题目意思，也搞不懂答案，但我还是写给她，为的是给她一种参与感。因为一直以来，她都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正常学习。她很高兴，点头致谢，拿着书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短短几个月过去了，她现在能回答她的名字，听得懂哪天来学校，几点吃饭等等最简单的日常会话。更重要的是她脸上的笑容再也不是当初硬挤出来为讨我们欢心的，那是会心的微笑，快乐的微笑。我注意到，她开始化妆，涂起指甲油，改变了发型，开始使用手机，俨然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最近我还接触了来自非洲苏丹和亚洲叙利亚的难民学生，他们只有初级英文水平，还不能通畅地与我们交流，教育局特意为他们配备了一名辅导员帮助他们安排在加的学习生活，包括接送他们上学和回家。我想用不了多久，我便能看见他们脸上原本属于孩子的天真烂漫的笑容。

加拿大一些学校积极参与了难民安置工作，这种全面参与救助难民的志愿者现象是加拿大独特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这些难民选择进入加拿大温暖港湾的原动力。

远程通勤让我养成了在上下班路上听新闻的习惯。近年来，关于“难民”的报道始终未间断过的。据统计，仅在去年一年中，加拿大就接收了超过20000名难民。对本国人口不到3700万的加拿大来说，这不是个小数字。与此同时，加拿大政府还要花费上亿加元用于加强在边境的巡逻、安检和处理难民。大量接纳“难民”给该国难民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加国不少媒体质疑政府接纳“难民”的正确性，网上也就此展开热烈讨论，譬如：特鲁多一意孤行接受难民，是“政治正确”的执政诉求，还是“深谋远虑”的英明决策？全球安全动荡，恐怖组织横行，巴黎喋血，120多人成为恐怖组织的牺牲品，加拿大仍然敞开胸怀接受难民，是人性光芒，还是被迫为之？对于政府方针政策，可谓众口难调，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不过，有趣的是，大家对待已入境难民的态度倒挺一致，可谓把一贯奉行的人道主义精神在难民身上算是用到极致了。和我一样，“难民”也属于移民。我们所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他们非但一样不少甚至还能获得更多。

“难民”于我，绝非只是一个出现在新闻里的熟悉词汇。我和“难民”算有缘分，他们是我在2000年落地时最早接触到的族群之一，也是我目前工作的服务对象。听他们诉说在故国经历战争恐惧和丧失亲人的不幸故事，看他们在陌生国度里重建家园并最终建立归属感的一步步生活轨迹改变。我既对他们曾经的遭遇充满同情，也为他们开启人生新篇章而庆幸。

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加拿大所接收难民来源也是不断变化的。20年前的难民主要来自于哥伦比亚和萨尔瓦多等南美以及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近10年间，加拿大还接收了大量东南亚国家难民。现在，阿拉伯世界及叙利亚难民成了主要接收对象。当年，和我坐在政府开办的免费英文学校里一起学习的南美和东欧难民素质相对高些，语言接受能力强，受到帮助时间不长就积极寻找工作，争取自己养活自己，不再成为国家负担。

同学中玛丽亚一家就是这种典型，他们来自南美北部战乱国家萨尔瓦多，一家七口，除了先生打工不来上学，其他大部分家庭成员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度过。和很多南美人一样，玛丽亚身体健壮，满头乌发脸颊饱满，齿间有条很大缝隙。她在这所学校已经待了一年，是个勤奋的好学生。尽管40多岁了，学习进步也较缓慢，但她学习很用功，不像有些同学不做作业纯粹来混日子。她说，来学校报到的第一天完全听不懂老师讲话。但我见到她时，她已经可以用英语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挺让我们这些不太会英文的同学羡慕呢。玛丽亚唯一的女儿20岁，戴副样式普通的金丝边眼镜，看似恬静有礼。因为年轻，英语学得特别快，在高级班学习没多久就找到工作离开了英文学校。他大儿子叫维克多，22岁，个头不高敦实健壮，一看就是把干体力活的好手，也是加拿大稀缺劳务市场上抢手的人力资源。他的理想是当木匠，所以他拼命学英文，虽然有严重的口音，但并不影响交流。我去学校后不久，他就考取了驾照，随后还买了辆二手车。车虽破旧，却给他带来了好运。他当上了建筑工人，有时活干完了又正好赶上他妈妈下课，他就顺道来接妈妈一起回家。后来他还带动一帮从原南斯拉夫来的小伙子们积极投身找工作的行列，也算是对加拿大社会的回报吧。

从整天在战火硝烟中担惊受怕过日子到太平盛世安居乐业地生活，难怪玛丽亚一家人整天满面笑容呢。

前几天我上网浏览新闻，看到一位教育界同行写的吉卜赛难民学生令人头疼的“斑斑劣迹”，尽管学校想尽办法帮助这些家庭，但孩子们学习意愿还是极其低下，行为也让老师无语。譬如：借给他们的计算器，刚到他们手上键盘就被硬物戳坏，尺子也被折成两截；平时不想上学就随便旷课；15岁女生就在家长张罗下要结婚了。我同事也告诉我，她在另一所中学任教时也碰上类似的情况，一个10年级女生突然失踪了。原来，她在餐馆打工时不知结识了什么人而怀孕辍学了。这位老师并未流露出任何责备的意思，只是满怀同情地表示：孩子这么小，还没预备好做母亲就意外怀孕，太可怜了。哎，我同事真是心太软。

而我觉得自己挺幸运，遇到的难民学生还算不错，同时，我觉得这些孩子也很幸运，能遇到我们这些无偿无私帮助他们的老师。

到目前为止，我所遇到最难辅导的学生是三个月前刚从柬埔寨来的一名女生。她个头特别矮小，看上去像个初一新生，几乎不说话，和学校里其他17岁少女存在着天壤之别。在和她的沟通中我们老师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她对我们的每句问话总迅速以点头并用“Yes”作答，以致我们误以为她能用英语交流。直到我给她考英文后才发现事情有些不妙。改卷子时，她的分数低得让我怀疑自己是否改错，我连续用不同方法改了三次都没变化，我才死心。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两张75道题试卷，她都在答题纸上画了100个答案。我很纳闷，她是否把答案写错地方了。我连比带画跟她解释，只见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原来，她看都没看题，只是在提供了100题答案的纸上画满了每一个答案。

回想起她来的第一天，也做了件令我担心的事。按学校规定，每位ELL（母语非英语）新生在正式上课前都要进行语言测试，并依其程度安排课程。和其他人一样，她也在第一天接受了英文水平测试。我看她没怎么动笔，一上午过去也没做多少，就让她先去吃饭，然后回来再做。我知道她没带午餐，就让她打电话给她的领养家庭帮她送饭过来。她用柬埔寨语打完电话就往门外走，我问她是否要上洗手间，她点头回答“Yea”，我也跟出去，连比带画告诉她怎么走。她又点头并往洗手间走去。午餐时间结束，我还不见她回来，担心她迷路，就在学校找了一圈，却根本不见她人影，我想也许是出去吃饭把时间给耽误了。可一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她回来，我不免担心起来：她可是初来乍到，万一出什么意外怎么办？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的神经下意识地紧绷起来。还好，我有她家庭的电话号码，通话后才知她以为考完便回去了。

这样一次次的小误会终于让我们搞懂，她所说的“Yea”，并不是我们理解的“Yes”，也不代表任何其他意思，她发现只要自己一发出这个音节，我们便会微笑，不再多询问下一个问题。所以她把“Yea”当作能和我们进行交流的唯一利器，对每个问题都以此音节作答。可这把我们所有老师给害苦了，譬如第一天我们噼里啪啦向她交代了一大堆注意事项，就得逐一从头来过。可我并不知道该如何“从头来过”，因为我根本无法跟她进行任何沟通。

照课表，她第一节课是电脑设计。我把她带去肖尔比老师的教室，并很抱歉地告诉肖尔比老师她完全不会英文。然后打算离身去帮助别的学生，可我看到她站在身材高大的肖尔比老师面前满脸无奈，一时也生发了同情心，将心比心，换做自己是她的话，我可能会更绝望吧？于是，我决定留在教室多帮她一会儿。肖尔比老师跟她打招呼，对老师的每一个问题她依旧满面笑容点头后答以“Yea”。我尴尬地看着他们鸡同鸭讲的场面，不知从何帮起。只见肖尔比老师示意她等一下，然后走到里面小间，从一个大大的糖罐里摸出两块巧克力，走出来递一块给她吃，看她没反应，肖尔比摸出自己手里那块，剥掉糖纸，送进嘴里，并示意她做同样的事，她也剥掉糖纸，把糖送进自己口中。肖尔比老师友好地问：“好吃吗，你喜欢巧克力吗？”她笑着说：“Yes”，我注意到她说的是“Yes”而不是“Yea”，也就是说，她琢磨出了“Yes”就是同意的意思。应该说，直到此时她才真正学会了第一个英语单词，那就是“Yes”，我想以后她会经常用到这个词的。

肖尔比老师的确满是智慧，他想到翻译软件，于是在网上查找出柬埔寨语让她认，并让她打柬埔寨语后再翻译成英文。但她没多大反应，肖尔比老师认为她可能更擅长用别的语言，于是又搜索所有柬埔寨人可能使用的语言，可她还是没有反应。肖尔比老师略带犹豫地问：“她以前上过学吗？”这架势让我也对她的受教育程度产生了怀疑。不过，肖尔比老师绝不放弃，他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似的脸上露出了微笑，“我女儿小时候最爱玩一个电脑游戏，那是—个幼儿教育节目，我们不妨让她从最初级的英文学起吧。这个她可以自学，也许是目前对她最有帮助的一种辅助学习手段。”肖尔比老师甚至想到她不会用英语键盘，还特意下载了—个柬埔寨语键盘给她使用。这孩子对我们就像个谜，关于她的很多东西我们都在摸索，譬如她到底说哪种语言，会不会使用电话和电脑等等。当我们发现她并不会使用电脑后，肖尔比老师又三两下就下载了一个最简单的游戏，然后让她依葫芦画瓢跟着玩。

听领养家庭说，她父母在一年内相继患上疟疾，因为医疗条件恶劣得不到适当治疗前后脚离开了她。后来抚养她的外婆在她抵加后的第二天也去世了。对她如此可怜的身世我深感同情，每次看到她，都主动和她打招呼。没过几天，不论在走廊上，教室里，还是我办公室，只要一看到我，她就会送上微笑，还点头致意。让我兴奋的是，有天午餐时间，她走到我办公桌前，轻轻拍拍我的肩头，把一本九年级数学书摆在我眼前，一直用手指着封面让我看。我想她—定有题目要问，便做了个翻书的动作，她立刻会意，打开书，翻来翻去，过了好久，终于翻到了要找的那页，指着一题，眼中充满了疑惑。我看完题，把答案写给她，虽然我知道她完全不懂题目意思，也搞不懂答案，但我还是写给她，为的是给她一种参与感。因为一直以来，她都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正常学习。她很高兴，点头致谢，拿着书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短短几个月过去了，她现在能回答她的名字，听得懂哪天来学校，几点吃饭等等最简单的日常会话。更重要的是她脸上的笑容再也不是当初硬挤出来为讨我们欢心的，那是会心的微笑，快乐的微笑。我注意到，她开始化妆，涂起指甲油，改变了发型，开始使用手机，俨然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最近我还接触了来自非洲苏丹和亚洲叙利亚的难民学生，他们只有初级英文水平，还不能通畅地与我们交流，教育局特意为他们配备了一名辅导员帮助他们安排在加的学习生活，包括接送他们上学和回家。我想用不了多久，我便能看见他们脸上原本属于孩子的天真烂漫的笑容。

作者：青溪
      来源：《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