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曾经拥有这样的中国！
历史对民族的兴亡提出了三个严峻结论： 民族是人类生存竞争的结晶体，是大浪淘沙的结果。任何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都曾经经历了种种严酷的生存考验。无论大河民族、山地民族、岛屿民族、草原民族，只要她能够稳定的占据一定的生存空间并持续发展一定的时间阶段，她就获得了自立的根基。
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历史。因为那是经过漫长严酷考验的、能够证明自己其所以优秀的事实。那种无法撼动的事实中存在着一个民族原生文明的强大力量，存在着百试百灵行之有效的生存大智慧、抗争大技巧与饱满激扬的生命状态。紧要关头对历史的反思，往往能激发一个民族的智慧与勇气，从久经考验的生存大技巧中创造出适合于本时代的生存谋略。
总结中国历史，这种抵抗艺术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强力反弹，有限扩张。面对强敌，坚决反击，此所谓强力反弹。反击胜利，适可而止，此所谓有限扩张。从总体上看，中国民族在每次战胜大危机之后，都没有西方帝国或东方成吉思汗式的爆发扩张，而总是将胜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对于这个“度”的把握，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深邃的战略洞察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奋起反击不难，大胜之后适时刹车却极难。历史上举凡曾经强大而一朝覆亡的帝国民族，如古罗马、拜占庭、西夏、辽、金、元、希特勒第三帝国等，莫不是不知进退而衰竭枯涸。否则，这种把握如何称得上艺术境界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兵书最多的国家。春秋战国的学问家流派中，兵家堪称威名赫赫。在中国，知兵而成“家”成“学”者，绝非浪得虚名。
还是让我们具体看看中国民族“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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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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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
战国反击——秦帝国大反击——西汉王朝长距离反击。战国时代对匈奴作战 的主要是赵国、秦国、燕国。赵国第一线，是主要力量，名将李牧的十几万大军长驻云中河套地区。秦国其次，主要是九原、上郡(今日陕北高原与内蒙古)地区。燕国主要是渔阳(河北北部)、辽西与辽东地区。这一阶段因中原大战如火如荼，所以仅仅维持了抵御两胡、匈奴不能南下。即便如此。李牧的诱敌深入反击战也堪称对付游击骑兵的第一次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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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时期：
第二阶段在秦始皇统一之时。其时秦帝国军威正盛，举国对匈奴两胡深恶痛绝。始皇帝雄才大略，决心与匈奴大打一场。宽阔的秦直道从咸阳直修到九原，粮食军辎源源不断的北运。上将军蒙恬的三十万铁骑与匈奴骑兵硬碰硬——尔等不是倚仗骑兵剽悍么，偏教尔等尝尝帝国铁骑的滋味儿！一仗打下来，匈奴两胡尸横草原，远遁大漠戈壁的深处，数十年不敢露头。西部反击照样也是全面大捷， 高大壮硕的临洮将军翁仲被始皇帝铸为金人立于咸阳广场，后来朝贡的匈奴人见了翁仲像无不跪拜！大胜之后，秦帝国没有穷追不舍，而只是占据了阴山敕勒川与陇西草原河谷，彻底夺取了匈奴立足中国边缘的根据地，同时修了万里长城，以其作为纵深防御。这就是强力反弹，有限扩张。顺便说几句。西方人说长城是秦帝国边界，也是中国古代边界，真教人蔑视他们的知识水准。但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任谁不会将城墙修在国界上。当时长城之外的阴山敕勒川、河套平原、辽西辽东平原、甘南草原、河西走廊一部分，都已经是秦帝国领土。而国土不是任何地方都适合于驻军的。长城只是长驻军队纵深防御的一道永久性工事而已，如何便成了国界？如果按照这种说法，但凡有军事构筑与城墙者便都是国界，欧洲国家不都成了小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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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时期：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国的梦魇。历经楚汉相争、西汉初期的经济穷困，北方匈奴再次大规模南下，当真是亡我之心不死。汉武帝时期，匈奴成势，西汉王朝也如日中天，一场大规模长距离的大反击正式展开。卫青、霍去病的大军穿越高山草原，深入沙漠戈壁，对匈奴展开了剿匪式的追击战。“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骠骑大将军(骑兵总司令)霍去病的壮士情怀就是当时中国民族的反击决心，千古之下，依然令人血脉贲张。历经十余年大战，汉军北出到燕然山、狼居胥山( 今乌兰巴托)、贝加尔湖(汉人叫做北海，苏武牧羊守节的地方)，西边进击到葱岭、塔里木河、阿拉木图一带。堪称万里征战之壮举。至此，匈奴之患终于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这次的反击是有限扩张最大的一次，非但彻底巩固了阴山草原等匈奴游击区，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汉人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伸展，几乎夺取了匈奴两胡的全部边缘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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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
第三次又是全面大危机。这次间隔较长，发生在西晋末期到魏晋南北朝的一百多年间，史称“五胡乱华”。由于西汉的强盛，东汉又有马援、班超等著名将领消灭边患，加之三国时代曹操北征乌桓、诸葛亮平定西南、孙权开发岭南等，三四百年间中国基本上没有全面性的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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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时期：
到了西晋，形势为之突变。西晋政权是司马氏家族三代政变所建立的王朝，开国大政权具有的勤奋勤政、休养生息、廉洁节俭等优秀方面一点也没有；倚仗曹魏奠定的实力，拿下了吴蜀两个奄奄一息不堪一击的王国，便骄娇大长，开始了惊人的腐败裂变。五十年间，宫廷腐朽，政变迭起，贵族斗富，皇帝白痴(晋惠帝是真正的痴呆少年)，国中糜烂一团。作为民族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大为堕落，放浪形骸，空谈清议，没有一个干正经事。(据潘光旦先生考证，阮籍、嵇康一伙所谓“竹林七贤”非但是醉死梦生的大酒鬼，而且是群交能手，竟然还有名士夫妇钻墙窥视大为赞叹！那位有精神，可找潘光旦翻译的《性心理学》全部注释一看)。这是中国民族被上层糜烂腐败拖向灾难深渊的最危险的一次全面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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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十六国时期：
短短五十年的大腐败，使北方胡人再次卷土重来。远遁无踪的匈奴、东胡突然变成了鲜卑、丁令等等胡族，从西伯利亚的丛林草原冒出。这次他们竟大张旗鼓的假托自己是华夏五帝之后裔，堂而皇之的大规模南下来夺中华河山。西晋贵族阶层本来已经腐烂透顶，加之内乱纷争不休，便一溃千里的逃到江南去了。占当时中国三分之二领土的整个北方全部被胡人占领，而且先后建立了诸多政权。这是四千多年来华夏民族被外敌入侵最深、历时最长的一次。不要因为这些胡人后来也化入华夏民族而讳言痛苦的历史，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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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时期：
大败之后的晋贵族阶层，毕竟过滤出了些许精英人物，依靠他们激励民众支撑危局，但始终也没有北伐成功。危机的解除还是隋朝的事了。跻身于胡人政权 的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整军经武，驱赶胡人，统一了中国。隋的大反击，不但恢复了西汉版图，而且将胡人鲜卑的生存根据地又夺取了很大一部分，这包括夺取青海地区，将河西走廊的细细咽喉扩展为数千里宽阔的纵深国土。但也丢失了西汉西域都护府的西部地区与北部、东部的一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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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时期：
真正消除这场百年危机，对外来势力进行又一次大反击的，还是煌煌大唐。唐与隋接踵，是一个南征北战夺取天下的强悍政权。唐初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西面的吐蕃、西北的回纥、北面的突厥三股强敌。历经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代不断反击，中国领土有了很大伸展。西北到达咸海，直接于今日伊朗接壤，称陇右道；北边到达贝加尔湖与今日俄罗斯的赤塔地区，称关内道；南部包括全部越南，称岭南道；东北远达今日俄罗斯的朱格朱尔山脉(包括库页岛)，称河北道。随着国力消长，唐代的领土也有盈缩变化。我所说的是全盛时期的生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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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
第四次危机是宋元时期。这次是中国民族先处于守势而后大反击的一个时期，也是在富裕状态下屈辱亡国而后东山再起的时期。按照宋朝的经济实力，完全应当振作。但是宋朝却偏偏背离中国优秀的军事传统，实行“将兵分离制”，过分崇尚文职而压抑尚武精神，以致面对辽、金、西夏三个强大的军事小帝国和一个大理国，宋代一直处于防守状态。割地赔款，汉奸辈出，先丢了北方，又在江南最后被元军消灭，中华国土终于第一次被外敌完整占领八十余年。宋朝政权也以屈膝卖国、残害主战派将领而被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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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时期：
长久积蓄之后的大反击，始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族入侵的民族大起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政府无能，人民自救！中国民族以这种遍地开花的红巾大起义，吹响了强力反弹的号角。但是，最终完成大反击的，依然是有组织的国家政权与军队。这就是明朝初期的强力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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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时期：
明朝之后，清王朝的出现是个特殊问题。满族原于女真部族，其所居住东北地区至少在隋唐时期已经是中国本土，明代也是确定不移的中国领土(称为努尔干都司)，相当于一个军事特区。满族虽不是中国主体民族，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人。满族强大而夺取全国政权，本质上是中国人的统一形式问题。只是由于中国主体汉族第一次成了Ｂ角甚至Ｃ角，再加上满族初期入关的报复心理，将自己的外形特征(剃头留辫子)强加于汉族等高压政策，汉族才有了亡国感觉。但是，随着满族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与汉族进入中央政权人数的的不断增多，以及满族皇室的争气(请注意，满族皇室的勤奋明智与八旗部族的腐败是大不相同的。清朝的十个皇帝个个都有危机忧患意识)，以汉族文明为主体的中国文明终于认同了这个成功脱离了落后母体的少数民族的中央统治权。所以，满族主政与中国历史上的外敌入侵有着本质不同。一个最起码的比较是与蒙古入侵后的政策比较。满族主政，在维护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方面，同样出色的体现了“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大智慧。四面边患在清朝中期几乎完全肃清，西藏、台湾、蒙古、新疆， 全数回归中国！清朝全盛时期的中国，比现在的中国大了大约一倍还有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