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罗马假日》中的西班牙大台阶 资料图片 《罗马假日》中的“真言之口” 资料图片 《艳阳天》中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资料图片 罗曼史:永恒之城的承诺 电影中的城市常常与类型相结合。如在伦敦的电影地形学中,东区基本被视为一个前现代的空间概念,吸引了奇幻片与恐怖片导演的目光。与之相反,西区则以浪漫喜剧的形式展现着一个全球化的伦敦。而意大利的城市与景观因其独特的韵味被高度赞美,罗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样的城市保存了这个国家的历史、热情与价值观,其建筑遗产延续了一种珍贵的风格景观,因此被视为浪漫旅行电影这一类型的最佳地点。 一部好的浪漫旅行电影,首先要有一个浪漫的地点。北欧的斯德哥尔摩就不在此列,当这座城市进入叙事时,人们会立刻联想到伯格曼电影中那些痛苦的人物、冗长的场景和阴郁的关系。故事的发生地最好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城市,然而也不是所有的阳光城市都适合浪漫。贝托鲁奇的《遮蔽的天空》(1990)就是一例,这部摄影优美的旅行电影充满古怪的大胆冒险,但是北非城镇的帐篷和有百叶窗的屋子,远不如托斯卡纳的草地或威尼斯的广场充满情调。 设置在威尼斯的《艳阳天》(1955),则表现了浪漫旅行电影这一类型的一种几近程式化的甜蜜场景:一个意大利男子从威尼斯的一条小运河上使劲伸手——他在努力抓住一个美国女子从桥上掉下的一朵栀子花,花溜过他的手。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罗萨诺·布拉兹扮演这位男主人公——威尼斯古董小商店的老板,好莱坞著名演员凯瑟琳·赫本扮演美国中学教师——她为了追寻“生命中缺少的东西”来到威尼斯度过她的第一个夏日意大利之旅。导演是大名鼎鼎的大卫·里恩,从《阿拉伯的劳伦斯》里的沙漠、《桂河大桥》里的森林到《艳阳天》里的威尼斯,他显然对浪漫旅行情有独钟。 背景中流淌的维瓦尔第与罗西尼的音乐,广场上的人群、鸽子,咖啡馆里飘出来的卡布奇诺香味,布拉兹为赫本买的栀子花——《艳阳天》展示了所有浪漫旅行电影的基本要素。被称为“世界上最美广场”的圣马可广场融合了巴洛克与拜占庭等东西方建筑特色,主人公之间也存在着不同文化背景结合在一起的所有戏剧性张力,还有一个可爱的意大利小男孩扮演丘比特使者。 事实上,从第一部叙事电影《罗马之战》(1905)开始,早期意大利电影就通过重温这个国家的艺术传统而确立了自身的国际声誉,而罗马的历史背景在所有城市中是最自然的。因此在20世纪的前十年,一个没有受到现代工业主义影响的珍贵而“过时”的意大利出现了,这些电影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凸显了建筑之美与如画的风光。 到了20世纪50年代,“永恒之城”依然担纲。《罗马假日》(1953)再次铸造了经典。由奥黛丽·赫本扮演的天真无邪的公主,与由成熟的格力高利·派克扮演的记者拥有一段短暂的爱情。这对恋人在这座城市的许多著名景点了解彼此,“真言之口”便提供了一种喜剧效果:记者向公主解释,可以把人们的手放在石嘴里测试他们是否诚实,若是说谎,手就会被石嘴吞下。记者将他的手放在石嘴里并假装手被石嘴咬住,公主如小女孩一般被吓着了也被逗笑了。自此,不计其数的影迷前来参观“真言之口”,重温这一幕经典场景。随着假日行进,公主必须回到王室责任中,一个浪漫旅行插曲结束了,但夏日的罗马在观众心中却成为永恒。 去远方:自由表达的人格 城市就像人——某些时期代表着其生涯的巅峰。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如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和20世纪40年代的洛杉矶。而在纯粹的活力与风格方面,没有哪个城市能像20世纪60年代的伦敦那样成为全球年青一代释放创造力和激情的中心。而20世纪50年代在罗马拍摄的《罗马假日》与其他电影,帮助塑造了罗马以及源自这座城市的“罗曼史”这一术语,也使得意大利成为浪漫旅行电影的首选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国际旅行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去意大利寻找罗曼史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因此电影制片人考虑到跨文化罗曼史的票房潜力是很自然的。不过,有时候文化距离也许会成为破坏浪漫爱情的巨大鸿沟。比如《生死恋》(1955)中两个人物不得不因“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的文化偏见而争斗着。从《叛舰喋血记》(1953)到《南太平洋》(1958),文化的差异有时会对“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的浪漫爱情期许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 因此,浪漫旅行电影会发生许多主题变奏,如英国的浪漫旅行电影就像英国的很多其他电影一样充满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屏障。在背景设置于佛罗伦萨的《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985)中,一群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人保持着喝下午茶的习惯,穿着与当地人完全不同的服装。然而意大利与英国的差异如此之大,前者的明媚气候、拉丁风情与后者截然相反,英国人似乎很难爱上超越他们自身身份的人或意大利这个国家。托斯卡纳的阳光也不太可能使海伦娜·伯翰·卡特扮演的角色与一个热情如火的当地人邂逅,只是这个群山环抱的城市为她提供了足够的文艺复兴气息。 对于旅行者,最冷漠的意大利城市似乎也是威尼斯。如《魂断威尼斯》(1971)的故事背景便设置在一战前丽都岛上的一个夏天,当地突发瘟疫。意大利电影大师维斯康蒂花了大半生时间,改编这部几乎不可能改编的诺奖得主托马斯·曼的小说。一个神经紧张但非常成功的德国作曲家古斯塔夫,带着丧女之痛来到威尼斯,他一生被理性、完美、平衡与道德所掌控,而一个少年的美使他的感性萌生。古斯塔夫被内心的隐秘情感弄得虚弱不堪,想要离开却最终死于霍乱。在《威尼斯疑魂》(1973)中,美与死亡再次合谋,彻底挫败了威尼斯的浪漫。这部电影拍摄的季节——秋与冬,使威尼斯笼罩着阴森而超现实的气氛,也使主人公的“浪漫之旅”充满不祥之感。在《热恋中的布鲁姆》(1973)中,男主人公离开洛杉矶的山顶森林,来到威尼斯,在圣马可广场摩肩接踵的人群中闲逛,渴望失败的婚姻死而复生。然而这个传奇的广场却漠不关心,嘲讽着他自我放纵的内心困境。 很少有城市像威尼斯这样,全然不自知地展现着象征昔日荣华之物。圣马可大教堂外立面上的镀金马赛克,艺术家天才般的教堂彩绘,商业与征服的战利品,盛大广场上举行欢宴与嘉年华的舞台,所有这一切都诱惑着电影人,他们如同城市景观画家卡纳莱托一样充满激情地进行创作。然而真正诱人的,也许是这座城市暗藏的忧伤——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无论是城市还是爱情。 事实上,对于“什么是好的浪漫旅行电影”,不同代际的观众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上年纪的观众喜欢梅丽尔·斯特里普与罗伯特·雷德福主演的《走出非洲》(1985),尽管肯尼亚的狮群与人物的痛苦也许折损了浪漫;年青一代喜欢伊桑·霍克与朱莉·德尔佩主演的《爱在黎明破晓时》(1995)——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在火车上邂逅并坠入爱河。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的这代人有着强烈的主观意志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却遭遇了21世纪初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设置在洛杉矶的当代爱情故事《爱乐之城》(2016),既用“现代生存”改造了古典好莱坞音乐片,也用“现代焦虑”重写了《卡萨布兰卡》的经典罗曼史。 旅行者一如进入电影戏剧的观众,随身带着他们的全部人格。异域之地使人们脱离常规的环境与生活,给予这些人格以广阔的表达自由。旅行的遥远与短暂能够鼓励我们进行暂时的自我重塑,旅行者可以变成异域城市舞台上逍遥自在的演员,在肯尼亚披上猎装,在游轮上消遣,或像小说中的间谍一样潜伏在布达佩斯咖啡馆里。有时浪漫旅行电影中的故事是仅次于现实的最好的事,有时又无疑好过现实。但是只要浪漫旅行电影存在,旅行者和观众就永远想要自己去探索。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04日 13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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