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没有集装箱，义乌的圣诞用品无法开始自己的跨洋之旅。另一面，圣诞节的气氛早已弥漫开来，国外的人造圣诞树价格上涨了10%-30%。疫情和远在太平洋东岸的港口大堵塞，既影响很多外国家庭买到物美价廉的圣诞树，也翻转了义乌商人10平方米的店铺和营生。
文 | 钟艺璇
编辑 | 楚明
运营 | 月弥
蝴蝶的翅膀
11月底，上午10点，我在这里遇见了李国山。他正低着头刷短视频，身后是无数比人还高的圣诞彩条，贴着墙根密密垂下来，又哗地一下砸在地上。10平方米的小店，存挂着1千多种不同款式，他恨不得在天花板上也布满它们——假如客户会抬头看商品的话。
看到我，这个40多岁的浙江义乌商人从老板椅上起身，邀请我坐下。他准备给我泡茶，俯身在右侧的柜子里摸索了一阵，愣是没找到一个一次性纸杯，最后开口从隔壁店铺借了一个。
“没生意啊，杯子都不准备了。”他说。
疫情后的义乌商贸城，外国客户已经鲜见。远在美国长滩和洛杉矶港口的堵塞让大批圣诞树漂流在路上，迟迟无法发货，商人们只能干着急。另一面，圣诞节的气氛早已弥漫开来，由于供应短缺，国外的人造圣诞树价格上涨了10%-30%。
以往李国山的小抽屉里会有大把的速溶咖啡、一次性纸杯和外国客户点名要的“China tea”。他的时间就是金钱。义乌商贸城8点半开门，外国客户过去会早早等待在外商通道旁，带着一帮中国人冲进狭小的店铺里，有翻译、摄影、记录员，“乌压压的”。用他的话说，“客户得在门口一个一个排队谈”，谈成了，开心了，非洲客户还会顺带揣走一把速溶咖啡。
商贸城下午5点半关门，6点断电，以前没人舍得这半小时。在电脑关机的最后一刻，匆忙结算完毕，李国山会带着客户往地下室走，那里有一个小小的门，专门留给工作人员出入。
超过6万个商铺组成了义乌国际商贸城，从外头看，它像一抹巨大弧线，而李国山所在的三楼A区不过是圆弧的一小节，却是全球最大的圣诞用品集散地——这里贡献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圣诞用品。
曾经的热闹成为这些义乌圣诞老板们闲聊时的回忆。中午，他们把过去接待客户的塑料凳搬到门口，一边吃快餐一边聊天。在这里，无论男人、女人，年轻或是年长，都能对当下的国际局势侃侃而谈，上到政策，下到行业黑话信手拈来。见我坐在一旁，李国山瞟我一眼，“其实我们说的东西，你这种大学生是很难懂的”。
他们的确是最为敏锐的一群人。2006年以前，天津人李国山在乌鲁木齐做圣诞彩条外贸生意，专门从义乌进货倒卖给俄罗斯人，因为离得近，“一天就能打一个来回”。但后来俄罗斯人不再向李国山买货，直接奔向义乌避开差价，他感觉生意不好做，“俄罗斯人越来越精明”，决定火速打包行李去义乌发展。
时至今日，义乌的圣诞用品链条已经颇为成熟。一个义乌产的圣诞树、圣诞老人、圣诞彩条乃至灯饰，从订单、生产、运输到海外港口卸货，将会经过多人之手，其中便包括李国山这样的义乌供应商、外贸公司或者货代公司，最终再借由货轮抵达海外。
这个链条又是脆弱的。蝴蝶的翅膀只要轻轻扇动，风便能轻易吹到任何环节。疫情和远在太平洋东岸的港口大堵塞，彻底翻转他这10平方米的店铺和营生。以前李国山有打不完的电话，有接待不完的客户，他没有时间吃午饭，门口 不到3米宽的狭窄过道被挤得水泄不通。但现在下午4点钟一到，他准时把卷帘门往下一扯，转身就走人。
时间成了义乌圣诞老板们如今最充裕的东西。他们坐在铺子门前，懒洋洋地招呼零星的客户。不少位置好的圣诞用品批发铺子，已经转手短租给春节灯笼门店，圣诞歌就这样一阵一阵地飘荡在虎年字符的大红灯笼里。
▲ 圣诞用品店铺旁边已经卖起了春节对联。图 /钟艺璇
无法跨洋的圣诞树
这两年国内外疫情、海运涨价、港口堵塞的消息雪花一般纷至沓来，硕大的黑色标题第二天印在报纸上，都没有一通电话消息来得迅速。
圣诞树工厂老板王志飞9月初接到了外贸公司打来的电话，“美国客人说了，9月底再不出货，他就不要了”。在往年，圣诞节前的出货会持续到10月中旬甚至月底，但数万公里外的美国西岸，最繁忙的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已经濒临崩溃状态，无数集装箱被滞留港口，卸货速度几近停缓。
这场被称为“世纪大拥堵”的港口堵塞，让王志飞的美国客人最后下了决心，宁可赔付定金，也不要这批货。“照美国现在的卸货速度，已经赶不上圣诞节了。”
早在5月份，王志飞就接到了相当于过去一整年的订单量，但现在这批货价40多万元的圣诞树只能躺在王志飞另租的800平方米仓库里，等待下一个圣诞节周期来临。
义乌的仓库几乎只能年租，他碰运气找了一个短租4个月的转租仓库，但也为此多花了接近5万元的仓储费。
太平洋东海岸冗长的卸货周期令一批批跨洋的集装箱有去无回，但与此同时，大量来自东南亚的订单又陆续流向中国，等待出口的集装箱供不应求，甚至“一柜难求”。
陈超是义乌港某仓储管理工作人员，他目睹了从去年以来集装箱价格的暴涨，“以前开往印度的一个柜子才2000多美金，现在涨到7000多，到非洲的集装箱差不多快2万了。最高有涨到4万美金的情况”。
没有集装箱，这些圣诞用品无法开始自己的跨洋之旅，这连带着义乌港也显得萧索起来。在过去，载着集装箱的货车在义乌港的门口排起长队，从早到晚，如今人车稀少，陈超不到4点就匆匆下班。
就算抢到了集装箱、货到了客户手中，回款周期也被拉长了。陈芳黎经营一家专卖圣诞帽的工厂，主要销往西班牙和泰国。她的老客户多为海外华人，一代传一代，一个叫Linda的年轻华人姑娘，接手了母亲的业务，定期向陈芳黎进口圣诞帽。
今年《鱿鱼游戏》风靡全球，Linda全款向中国供应商进了一批剧集周边产品，“货才55万元，运费就要45万元”。当时电影热度最高时，周边货极为紧俏，不是全额付款还有可能抢不到。但后来运费暴涨，高达45万元的海运费让Linda咋舌，这注定是一个赔本买卖。如今Linda的这批货仍在供应商的仓库中，等待运费降低再出货，“但再快也没办法了，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资金的紧张也令Linda无法及时向陈芳黎回款，8月份，陈芳黎向Linda出了一批价值16万元的圣诞帽，直到11月底，才收回7万多元，“还剩下9万多，Linda说最快12月安排”。
▲ 图 /《回我的家》截图
以往Linda一般到货半个月左右就会付款，“今年她的货一直被积压着，实在亏太多了。”迄今为止，义乌商人依旧以货到付款的形式与外商交易，这种交易需要具备一定信任基础，同时也背负着极大的资金压力。在海运暴涨的情况下，海外商人承担了高额运费，资金周转吃紧，必然影响其对供应商的回款周期。“这是一个风气，都这样的，你不愿意，自然有其他人愿意。”王志飞说。
“很多客户到市场上开单子，没有正式的合同，就是手写一张销货单。”仅凭一张销货单，甚至没有定金，义乌商人也会凭借信用通知工人开工做活。在义乌，对信用的重视随处可见，国际商贸城的大门外，就粘贴着几块巨大的白板，写着“诚信为本，信用无价”八个大字。
“纯粹就是靠一张脸”，没有所谓的生客，合作几年自然就成熟客了，在刚入行时，王志飞也十分不习惯，但他发现，自己不接待的客人，专门有人愿意接，“这样不行，万一他的客人做大了，以后做断了怎么办？”
这样原始的方式自然存在不小的风险，毕竟义乌商人和外商客户之间，还隔了外贸公司和货代公司，供应商们没有进出口权，极少与外商直接交易。行走在义乌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除了批发市场外，就是外贸、货代、银行和商务酒店。
李国山从抽屉里拿出个蓝皮的合同夹甩在桌上，“看到没，全都是欠款跑路的”。他随意抽出3张单子，“这里就是9万”。经常有冒充外贸、货代的诈骗公司，向商家订货，收货后就消失。而这种不可控因素，在海运费用暴涨同时，也增加了资金链的断裂风险。
原材料的涨价同样是钝刀子割肉，今年2月开始，棉花价格从去年均价14000元/吨左右，上涨到今年最高24000元/吨，涨幅高达71.4%，这直接导致圣诞老人肚子里的棉花贵了。而充当圣诞树枝干的铁丝和枝叶的PVC皮料，也纷纷涨价，就连陈芳黎圣诞帽的包装纸也贵了，“350克1毛1，现在300克1毛8”。
圣诞用品是低价值商品，商人们为了维持成本，必然只能向下游客户加价，“但是就算涨1毛钱，客户都叫苦连天”，李国山说。海外客户已经承担了天价运费，又如何愿意再让利。
陈超曾经在义乌港仓库听见客户抱怨，自己提价后，外商直接放弃了这批货，转头寻找其他供应商，“他们原先好不容易预订的集装箱都不提了，系统自动轮给下一个客户”。
这个圣诞节注定煎熬。在成本上涨和仓储费的额外支出下，王志飞今年的生意根本不见利润，“一年忙到头，年底了，一分钱没见着”。
没有人能说清海运涨价，到底谁最受其害。义乌圣诞老板们赚不到钱，客户收不到货，外国人也拿不到像原来一样便宜的圣诞树，唯一见好的是从去年以来终日飘红的运价指数。
或许只有一点能确定，没人能预料新冠疫情的影响会如此绵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