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之绸何以丰满了华夏衣冠文化

　　庆城县博物馆藏唐代彩绘胡人牵骆驼俑见证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繁盛

　　尼雅遗址高规格主墓中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被制作成了当地人狩猎时必备的护膊，很有可能就是产自蜀地远行西域的经典之作

　　宝花纹是唐代对团窠花卉的一种称呼，造型多为对称放射状，把盛开或半开的花、蕾以及叶组合在一起，形成更具装饰性的团。图为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的宝花纹锦袍

　　魏晋南北朝时期，原本为中国所创且独有的育蚕技术沿丝路西传。这在“魏晋社会连环画”甘肃高台壁画砖上多有展现。画像砖上的采桑图通过砖表现采桑养蚕的日常生活场景，佐证了当时养蚕和纺织技艺的传播，也让我们从人物着装上看到了当时流行服饰的剪影

　　从桑林祈雨、神树扶桑的典故，到驯养家蚕、缫丝织绸的史实，丝绸的故事彰显出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丝绸通过丝绸之路，对华夏衣冠文化乃至全世界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享有“衣冠王国”盛名，其实也离不开传统服饰在文化融合中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当一件衣服、一块布料、一缕丝线、一簇蚕茧随着贸易往来、民族融合、技术交流，在丝绸之路上来来回回，碰撞交融，延展出太多丰满华夏衣冠文化的生动情节。

　　【楚汉锦绣与丝路初开】

　　以方物的异地存在见证物质交流

　　在欧亚大陆上，各区域人群迁徙活动频繁，无形中衍生出服饰文化的交流。史载最早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东迁南下，将波斯波利斯浮雕上的尖帽形象和编法带至天山东部的吐鲁番地区。这种又直又硬、以毛为主要材质的高尖帽成为“新疆三大古文化”发源地之一苏贝希文化中重要的服饰标志。差不多与此同时，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丝绸也通过一条还谈不上具备规模和固定性的自然通道，向西越过阿尔泰山再传往北方。

　　虽然今人难以甄别诸如《穆天子传》之类奇书典籍的叙事真伪，但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楚风纹饰和当时中国独家生产的织锦在遥远的俄罗斯境内巴泽雷克古墓中的存在，着实观照出丝绸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在这段古老过往中的高光时刻。出土自荆州马山1号墓的凤鸟花卉纹锦袍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服饰“衣作秀，锦为缘”的基本标准，也展现出楚人想象中高贵且神秘的凤鸟造型特有的辨识度。在巴泽雷克古墓中发现的绢地蔓草鸟纹刺绣马鞯由起源于商周时期的中国最传统针法锁绣来表现；胸腹圆润、下肢微曲的神鸟，头冠明显、长尾善舞，与花冠倒挂的曼妙枝叶相连理，和以锦袍大身绢地刺绣为代表的一系列夸张风格凤纹具有明显的关联度。从衣料到马具，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种入乡随俗。这件锦袍也是一件典型的深衣。深衣是当时最流行的单品，它取代了早期上衣下裳的二部式服装，可谓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物质化表达的典范：深衣上下连缀、廓形简练、长度适宜、方便穿用，它的下摆齐平象征公平、衣背中缝垂直象征正直、衣领方正象征无私。深衣作为士人以上阶层的常服、士人的吉服、庶人的祭服，广泛出现在现世生活中，服色依季节时令、穿着者的身份地位和着装场合不同而变化。

　　马山楚墓中还出土了著名的舞人动物纹锦，一件有对龙、对凤、对麒麟、对舞人在锯齿形框架中鱼贯而列的经锦，被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通幅大花纹提花织物。尽管此时的织锦纹样并不精美，略显单调和稚气，但中国是唯一掌握织锦生产技术的国家，简单的几何纹织锦也被传到了巴泽雷克盆地。

　　到了汉代，政府一方面“凿空”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和经营西域，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官营织造机构，这些丰功伟绩为丝绸成为东西贸易中的大宗商品并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提供保障。西汉初年，开始出现胡人穿汉装、汉人穿胡服的现象；东汉早期，以皇权为中心的衣冠制度得到全面推行。

　　从丝绸作为重要物资的对外交流来看，在西域以及更西边的世界中，都留下了汉式经锦多彩的印记。秦汉时期，帝王特别重视祭天地仪式，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曾登临泰山举行过封禅大典，因此汉锦上也以超凡脱俗的云气和珍禽异兽形象彰显时代特征。汉式“云气动物纹锦”有相对固定的色彩搭配和纹样组合，遵循阴阳五行学说的五色显花、连绵如山的云纹、现实或想象中的动物以及穿插其中的寄托美好愿望的铭文。如此精美且蕴含中国古典哲学核心思想的衣料也是不可替代的高档礼品选项。尼雅遗址高规格主墓中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被制作成了当地人狩猎时必备的护膊，很有可能就是产自蜀地远行西域的经典之作。仔细一看，在这件织锦上游走于祥瑞云气间的还有鸵鸟、孔雀等非中原地区出产的动物。与之相近的时期，葡萄、猛兽捕猎等外来元素纹样也跃然绸上。丝路开通之后多方文化互通有无，交相辉映的盛况时见一斑。

　　【魏晋风流与胡汉并行】

　　以胡汉服饰单品的互鉴见证风俗混交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由丝绸之路上发生的文化融合越发深刻和频繁。魏晋南北朝时期，原本为中国所创且独有的育蚕技术沿丝路西传。这在“魏晋社会连环画”甘肃高台壁画砖上多有展现。画像砖上的采桑图、采帛机丝束图、晾衣图、剪布图、开箱图通过“砖”（画面）表现采桑养蚕、缫丝织布等日常生活场景，佐证了当时养蚕和纺织技艺的传播，也让我们从人物着装上看到了当时流行服饰的剪影。

　　汉乐府诗《陌上桑》中如此描绘美丽坚贞的秦罗敷，“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女性身着上襦下裙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汉代男性身着上襦下袴也很常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典型的汉族服饰襦和裙再度盛行，且以襦裙袖子的大小体现穿着者的社会阶级。从有着“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美誉的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出土了出游图画像砖、挤奶图画像砖以及仕女图画像砖。挤奶图中的主人公身着小袖襦裙，说明她是日常进行劳作的平民。小袖襦裙的腰线逐步升高，多与异色围裙搭配，持续流行到隋唐。另有以小袖襦裙为基础的大袖襦裙，多为贵族女性所用，和男性襦裙一样，受褒衣博带风影响，广袖而飘逸。

　　“衣裳博大”的褒衣博带是魏晋风骨在服饰上的真实写照。魏晋名士风流，从容出入，望若神仙，褒衣博带在南朝更受文人士大夫的追捧，还渗透到各个阶层。在敦煌莫高窟北周第290窟窟顶东坡佛传故事中的国王与大臣，衣着褒衣博带，位于右侧的相师手抱太子、头戴合欢帽、帽后还垂发辫，体现出呼胡汉并行的特点。北魏孝文帝推行“太和改制”，大量吸收汉文化，后来的西魏、北周政权实施胡汉并重政策，亦助推了胡汉交融的服饰体系的建立。

　　这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连绵，玄学兴起、佛教传入、波斯希腊等文化西风东渐，多元文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被服饰纹样所记录。

　　在青海、新疆出土的织锦上，出现了希腊太阳神与佛教文化元素相结合的纹样，以青海都兰县热水墓出土的北朝簇四云珠太阳神纹锦为代表。

　　位于织锦中部的圆形纹样，外圈是由联珠纹和卷云纹构成。回顾中国汉代织锦上的云气纹样，这种卷云纹带有明显的希腊化艺术特征，因此也被称为“涡云纹”；联珠纹则是萨珊波斯艺术中标志性的装饰元素。在纹样单元视觉中心，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赫利俄斯交脚坐在莲花宝座上，他头戴宝冠、上顶华盖，身穿交领衫，身后头光聚集，双手持禅定印。纹样中还包含天马、龙首、佛幡以及联珠圈外左右对称的汉字“昌”和“吉”等。多文化符号在此荟萃，借用今天的流行话语——毫无违和感。

　　产生于波斯的祆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于西域的高昌、于阗等地。野猪纹、翼马纹等象征祆教中诸神的动物形象也因此大量出现在织物和服饰上，充满了异域风情。

　　【隋唐华丽与多源汇流】

　　以新颖样式见证文化重叠后的创新

　　中原地区联络外部世界并拓展本土文化影响力的壮举，以唐代的表现为巅峰。彼时，当政治上实现了南北统一，当对外关系向西延伸至中亚、波斯、阿拉伯半岛、地中海地区，向东涉足朝鲜半岛和日本岛，中国文化以海纳百川之势，兼容并包之力，又翻开了承前启后、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唐代建立起了“品色服”制度，以官品定服色，以服色明确区别尊卑贵贱的等级。冠服制度配合政府完备的官僚等级体系，根据等级与场合不同对冠服及搭配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祭祀、政治活动等重大场合需穿着的礼服作为儒家传统审美和礼仪制度精神的体现。后来公服和常服也被纳入服饰制度。可见统治者完善以服饰为符号的标示体系，且以此为基础巩固政权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坚决意志与强劲执行力。

　　唐代男装中既继承了汉式冠冕衣裳，日常服饰又自然选择了北方游牧民族系统中易于穿戴和实用的品类比如幞头、圆领袍衫、革带和长靿靴。甘肃省庆城县赵子沟穆泰墓出土的彩绘男俑就是一位唐代常见的男子形象，他头戴黑幞头，身穿黑底白花团领内衣，外罩黑色右衽曳地长袍，袍左下摆提起掖在束腰的黑色革带下。幞头作为男服中重要的首服，由东汉时期的幅巾发展演变而来；史载后周武帝在方帕上裁出四脚，并将四脚结长向后幞发，幞头由此得名。

　　唐代女装承袭了魏晋以来流行的襦裙装束，上身着襦、衫、袄，下身束裙，同时流行在襦裙外增加半臂与帔帛等。唐初，很有可能是在龟兹等地区的影响下，才出现半臂与帔帛搭配在一起的穿法。帔帛应是受西亚文化影响在中国产生的一种“时装”，逐渐发展成为宋明女装中的霞帔。半臂，也称半袖，是套穿在长袖衣外的短袖上衣。成都博物馆收藏的圆领、斜襟宝花纹半臂格外考究，在款式和纹样上都彰显时代性。主花纹为大型团窠宝花，这种花纹上下左右呈对称状，华丽富贵。

　　中国丝绸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宝花纹锦袍，大窠的宝花以八朵正面花瓣为花芯，再以八朵盛开的侧式宝花为第二层，最外层也为八朵花叶兼存的宝花，层层宝花开。宝花纹是唐代对团窠花卉的一种称呼，造型多为对称放射状，把盛开或半开的花、蕾以及叶组合在一起，形成更具装饰性的团。宝花前期相对比较简单，后与地中海一带流行的忍冬和卷草，以及中亚盛载的葡萄、石榴等图案组合，形成了更加繁复瑰丽的纹样。

　　不单纹样层面，中国传统的织造技术和服饰文化在西传过程中，也吸取了当时飞速发展的中亚纬锦的精华，创制出新的品种。纬锦的出现是中国纺织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后逐渐成为后世的织绣主流。《隋书》有载的何稠和《历代名画记》中提到的窦师纶就是在此过程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两位工艺美术大师。隋文帝收到波斯进献的精美金锦后让何稠进行仿制，得到了比原物更加精美的织品。唐太宗时，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窦师伦突破传统织锦的装饰风格，吸收外来文化元素，在宝花基础上组织设计出许多锦、绫新花样。其主要特征是以花卉团窠或卷草作环，内含雉、斗羊、翔凤、游麟等相对应的动物纹样。后来因窦师伦被封为“陵阳公”，故这些纹样又被称作“陵阳公样”。

　　缂丝的技法可能来自西域的缂毛技术，最晚从唐代就开始有缂丝制品出现。缂丝采用所谓“通经断纬”的织法，以本色作经，彩色丝作纬，用小梭将各色纬线依画稿以平纹组织缂织。发展到宋代，缂丝成就了诸多巧夺天工的工艺美术作品，再到元代，成为蒙古帝国皇室制作御容肖像的主要工艺。

　　华夏之韵，文化悠长；服饰之好，丝路回响。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行至唐代形成“段落式的小结”。随后的政权更迭中仍然承袭服饰制度、延续技艺革新。宋代服饰在样式上多承袭唐代，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伊始便“诏复衣冠如唐制”，始终将服饰制度的确立作为巩固江山社稷的重要举措。在海外，日本岛和朝鲜半岛也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常以唐为基准点；代表和服经典的“十二单”作为典型的贵族女性服饰，依旧保留唐文化的影响。朝鲜半岛在新罗统一三国后采用唐代官服，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仍用“唐衣”来指代用于典礼、重大节日等的礼服。

　　在丝绸之路上，各民族和各地区的文化融会贯通，是中国文化更新的重要动力。伴随民族融合的深入发展，多重文化交流形成的复合型服饰文化最终汇入新的中华文化象征体系。

　　（作者为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