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褪色——中西绘画中的青绿简史

约3—5世纪的波斯玻璃瓶 资料图片

雷诺阿作品《伞》 资料图片

莫里索作品《夏日》 资料图片

维米尔作品《倒牛奶的女佣》 资料图片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 资料图片

　　正如《只此青绿》舞蹈中的长裙那样，中国古代“青绿山水”里的青是指蓝色。但要说明不同的“青”并非易事。同样，在西方绘画中，各种蓝色和绿色的颜料也经历了异常坎坷的演变。如今水彩、丙烯和中国画的颜料管上印着的颜色名字，都有着一份遥远的历史。

　　一.花青、石青和石绿

　　首先，“青绿”的“青”绝对不是“红橙黄绿青蓝紫”中的“青”，因为在彩虹般的可见光谱中，被叫作“青”的颜色既不是青苹果、青草那种偏黄的嫩绿，也不是蓝，而是偏蓝调一点的“薄荷绿”。我们古文中的“青”却大部分时候都是指一种深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意思就是，青色来自叫作“蓝”的植物，颜色却比它未提炼时更深。在我国不同地区，有许多种不同科的植物都曾经担当过“蓝”的角色。用得最广泛的蓝有蓼蓝、菘蓝，它们甚至到当代还在应用，是民间“扎染”俯拾即是的原料。其中的菘蓝还能当中药，它的叶子晒干了是清热解毒的大青叶，而它的根就是板蓝根。

　　以这些植物提取出的蓝色颜料叫作花青、靛青，除了用于画画、染布，也是美人画眉的青黛。不过，中国画里青绿山水的“青”大部分时候都不是“青出于蓝”所指的植物颜料，而是矿物颜料。因植物颜料会溶于水，一经稀释，它便均匀地沉入织物的经纬之间，不会反光，没有遮盖度，所以一般用于没骨画法、大写意，而在山水画里只用于作底色。至于青绿山水山巅上那抹艳丽的蓝色，一般是来自蓝铜矿研磨出来的粉末，称为“石青”，而山腰上的绿色来自在蓝铜矿中常见伴生的孔雀石，称为“石绿”。它们共生在一起时，蓝绿两种宝石交相辉映，来到画上则如遇旧邻，相得益彰，如陆游诗云“螺青点出暮山色，石绿染成春浦潮”。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言：“石绿生铜坑内，乃铜之祖气也。铜得紫阳之气而绿，绿久则成石，谓之石绿。”这句话相当精辟地概括了蓝铜矿与孔雀石的共生和转化。以现代科学的说法，蓝铜矿因风化作用，在含水量增加时，易转变为孔雀石，反之，当铜矿的氧化层处在封闭、干燥和二氧化碳充足的环境中，孔雀石也能变成蓝铜矿。二者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可逆的互生关系。

　　中国古人用得最广泛的矿物颜料恐怕就是石青和石绿了，矿石磨出来的粉在沉淀提取之时，以其颜色深浅划分为头青、二青、三青，石绿则是头绿、二绿、三绿。亚欧大陆的许多地方都可开采到这两种矿石，因此从敦煌到罗马，各地的壁画中都常见这两种颜料。哪怕敦煌壁画上的脸都黑没了，蓝绿色的飘带却还清清楚楚。既然蓝铜矿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后容易氧化成孔雀石，也就是说，石青会从一种清冷纯粹的深蓝色，渐渐“绿化”，转为一种较温暖浅淡的湖蓝色。我们如今看到的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中那些蓝色，已经是经年转化之后的效果了。难以想象，它在刚刚绘就的时代，该是怎样的一种韵致？蓝色会更深，画布更白，从而衬托出山谷间温暖的赭石色。

　　《千里江山图》的设色方式之所以能成立——它看起来颜色浓重却并不俗气，正是因为石青的这种奇妙的冷感。中国古人的审美实在是灵活，在山谷凹处施加赭石这样有突出感的暖色，在凸处却施加一种有后退感的蓝色，这种技法和素描的明暗法恰恰相反。它又的确能让画面仿佛凸出于纸上，成就一种立体感，但这立体感倒更像是剪纸而非浮雕。

　　习惯了油画技法的观众，会难以理解中国古人为什么能有如此奇妙的想象力。蓝色在油画里多被用于阴影色，在风景中，深蓝色常常和黑色、绿色配合起来作为暗色使用，浅蓝色才会用于天空或明亮水面上的波纹。但细腻的中国画师当然比油画家更了解自己的材料媒介，会将石青和花青截然区分对待，花青溶于水，它会和画面的底色融为一体，它才是用来表达阴影感的蓝色，而石青则是有覆盖性的，用了石青就如敷了一层蓝色的粉，对于讲究空白意境的水墨画来说，这么亮丽的颜色，只好用来表达凸出感了。从画家到收藏家，当然都知道这么深的蓝色顶在山巅上，既不真，也不像，但它却是这么铿锵有力，艳而不俗，令人过目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