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所山沟沟里的县中不“塌陷”

　　    我是带着好奇去会宁县的。

　　    在此之前，作为在甘肃另一座小县城念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人，我听过这个地方的很多“传说”：

　　    我的老师在课堂上举例，会宁有老师在黑板两侧挂一只草鞋和一只皮鞋，告诉学生，你考上大学了穿皮鞋当城里人，考不上就穿草鞋回农村。

　　    父母指责我不够用功：“你就是日子过得太好了，人家会宁娃娃没水喝、没饭吃，一个个下苦学，都考到北京去了，北京都有一条会宁街呢。”

　　    尽管我的家乡离会宁县城还有700多里，北京更是在数千里之外，但大人们肯定的语气，让我一度觉得，这些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能读书、能吃苦以及穷，成为会宁人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会宁一中，成为回应我好奇的一个切口。在县级中学普遍“塌陷”时，这所中学在去年被列入甘肃的“卓越高中建设方案”。学校也曾收到北大、清华等名校校庆的喜报，感谢中学为大学培养了杰出的校友。

　　    校长张贵荣答应了我的采访，他说，可以在学校随便看。

　　    一

　　    我到的那天是寒假结束后的开学日，一个高中生给我指了一中的方向，她有点遗憾地说，她没考上一中，一中的录取分数线要623.5分，她所在的学校只需要500多分。

　　    出租车司机得知我要去一中，说一中很好，他的小舅子就是一中毕业的，后来考上了大学，留在兰州当了干部。接着又说他是回族，一中在2018年、2021年都有回族学生考上清华大学，“创造了历史”“攒劲的很！”司机后来又自嘲，“我只读了小学二年级，不知道咋和你们这些文化人说话。”

　　    会宁一中看上去和大多数县城中学没有两样，但也有些许不同——新修的校门右侧有一件浮雕，写着“仁义礼智信”。再往里看，有两座雕塑，一个是抽象派的，类似双手托举出希望，下面写着“人文日新”；还有一个是写实派的，孔子像。

　　    在清华的大礼堂里也高悬着一块写有“人文日新”的匾额。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原副院长徐葆耕曾撰文：“人文”始终是大学教育的灵魂和基础。日新月异的人文思想像一轮不落的太阳，在这所大学饱经忧患和坎坷的每一个时期，都照耀着它，让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不致坠落；它让所有的清华人都记住：自己不仅应该学习一技之长，更应该学会怎样做一个有品位的人。

　　    张贵荣说了类似的话，他希望会宁一中的孩子在搞好成绩之外，有艺术特长、体育技能，到了大学里，仍然是一个佼佼者，到了社会中，还是一个活跃的、优秀的人。

　　    考虑到会宁县在2020年年底才脱贫的实际，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或许只能停留在“想”的层面。

　　    “落后是全面的。”我读研究生时，一位教授感叹东西部差距时用过这样的句子。

　　    二

　　    在这个被群山环绕、素有“秦陇锁匙”之称的会宁县，很多人家在中堂挂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

　　    步入县里专门修的会宁教育展馆，迎面就是1位老师带着4名学生的雕塑，背后是一件意为“硕果累累”的浮雕。这里展示了自明朝洪武六年至2010年间影响会宁教育发展的大事。

　　    有图片资料显示：出嫁的女孩在裙摆上绣上状元出行图，寓意孩子以后考状元；不识字的老奶奶看见散在地上的字纸也会捡起来塞进墙缝里，因为“有字的纸不能被人踩”。上世纪50年代，时任会宁县长的冯琯或步行，或骑驴，顶风冒雨奔波，整顿学校、修缮房屋、安排校长，甚至在每一位教师的任命书上亲自签字。还有供出3个大学生的单亲妈妈；背着干粮蹚水上学的兄弟俩；放驴时，挤在一起读书的小伙伴……

　　    这是穷山沟，2020年第一季度，会宁县人均GDP仅0.28万元，在白银市垫底。但再穷不能穷教育，2017年起，会宁县引进免费师范生，有不少于20万元的住房和生活补贴。

　　    县教育局的另一组数据显示：自恢复高考以来，该县已向全国输送大学生13万多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1500多人、硕士学位的6000多人，考入清华、北大149人。

　　    因为教育，很多人的命运像县里流淌的祖厉河一样转弯。一位会宁人回忆，他的父亲和五叔分别是乡村教师和乡村医生，他们“在那个时代家乡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

　　    会宁一中教师王国良在1980年考上大专。他记得很清楚，那年，会宁全县只出了56个大学生，他是他们村里的唯一一个大学生，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拿到通知书后，“走在路上，社员议论（他）”“亲戚挨个上门”“父亲的腰板也直起来了”。

　　    有人开玩笑叫他“国家干部”，更实在的是，在大学校园里，他每个月能领到19元6角的生活费，还有6元的奖学金、4元的医疗费。“当时，一个化工厂的工人每个月才拿22元5角的工资。”王国良说。

　　    在大学，花3角钱就能吃一份肘子，1角5分钱就能吃到番茄炒鸡蛋。而以前，除非夏天热狠了，王国良的父亲才会在集上买几个洋柿子（番茄），让他们兄弟姊妹解解渴。

　　    率先走出农门的佼佼者，成为“知识改变命运”最有说服力的成功标本。王国良说，他打头上了大学后，第二年村里就出了两个大学生，其中一个还考上了兰州大学。

　　    “通过读书有所作为，让家人不再那么辛苦是我读书的动力。”2020年考上清华大学的刘佳维说。她家里有9口人，家庭收入全靠父亲外出打工。

　　    前些年，有些家庭为了孩子上高中，荒着农田不管，父亲外出打工，母亲去县城陪读，出现了“因教致贫”现象。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