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尔街之前经历的数次危机中，警惕“大萧条”重演都是市场极易发生的联想。幸运的是，此前的联想从未真正发生。这一次，类似的担忧仍旧是多虑吗？
1929年10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急剧下跌，引发全国银行倒闭，金融业者齐聚华尔街。 AFP
研究“大萧条”的著名学者本·伯南克也许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在美联储主席的位置上，与另一场可能发生的“大萧条”作战。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将此次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看作是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以来华尔街遭遇的最严重危机，百年一遇。
“将结束于1929年的投机风潮与现在的房地产泡沫做比较十分诱人，却是误导。”10月4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如是评论，不过，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多家西方媒体仍将“大萧条”与当前的金融危机作对比，美国《时代》周刊干脆将当前的危机称为Depression 2.0。
其实，在华尔街之前经历的数次危机中，警惕“大萧条”重演都是市场极易发生的联想。幸运的是，此前的联想从未真正发生。这一次，类似的担忧仍旧是多虑吗？
危机表象似曾相识
银行破产，保险机构告急，贝尔斯登、“两房”、雷曼兄弟、AIG这些曾风光无限的华尔街巨人接二连三倒下，对未来的恐慌充斥华尔街，这一幕与70多年前的“大萧条”何其相似。
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罗伯特·塞缪尔森看来，两场危机的相似之处在于，美国人在危机前都债台高筑。他在评论《是1929年再现吗？》中写道，上世纪20年代人们向银行借钱购车、买家电，而在过去十年，人们则疯狂举债购房。这直接引发了金融体系的动荡，而金融系统的动荡也正是两次危机的共同表象。
“大萧条”始自1929年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四”，当天，道琼斯工业指数暴跌，在28日的“黑色星期一”，股指更是狂泻13％，29日再跌22％。在接下来的3年里，美国股票市场缩水89%，在1932年7月到达历史低谷后，直到1954年才回到了1929年的最高水平。当时，绝望的储户们狂敲银行的大门是常见的街景。
2008年的9月29日，美国众议院否决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的当天，道指也重挫778点，创历史最大单日跌幅。10月6日，道指自2004年10月来首次跌破万点关口。
此外，经济增长放缓与失业率上升等表象也是两场危机共有的特征。1929年至1933年，美国的GNP下跌三成，CPI下降1/4，失业率从3％升至25％，1931至1935年的净投资实际增长率也持续为负。现在，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失业率的升高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数据远不及当年惨烈，目前市场关心的是，失业率会不会由6％上升至10％。当然，当年的25％还是一个不可想像的数熟悉的危机根源
两场危机的成因也有相似之处。
对于“大萧条”的成因，经济学界至今仍存在不同观点，但基本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需求匮乏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而与实体经济脱节的金融市场则成了问题的爆发点。
吉尔伯特·菲特在其著作《美国经济史》中写道，在上世纪20年代初，经济的不利因素就已出现：农业始终未从一战后的萧条中恢复，农民贫困，所谓工业部门工资水平较高的说法也掺了水，因为新机器把大批工人排挤掉了。在1920至1929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增加了50%，而工人数量却未增多，工农作为消费主力，其收入降低必然导致国家总需求减少。而在1924至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售额从20亿美元增至35亿美元，这已经大大超越了社会的购买力，银行注定将尝到资金链崩溃的苦果，而政府出台对策过于滞后则加剧了危机。
此次次贷危机的爆发有着类似的根源：实体经济出了问题，问题在金融市场暴露并扩大，不同的是今天金融市场的威力比“大萧条”时期更为强大。本世纪初，遭遇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及“9·11”事件的重创后，美国将房地产市场作为经济引擎，这其实暴露了美国经济缺乏实际增长点的问题。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更是以连续降息的手段刺激经济增长，为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提供了温床，高杠杆率的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地被发明出来，在缺乏有力监管措施的情况下吹大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房贷机构甚至借钱给明显没能力还贷的顾客。同时，大量廉价外国商品、尤其是“中国制造”的涌入使美国经济长时间内没出现明显通胀，紧盯CPI的决策者们便轻信了天下太平的假相。
当房地产价格上涨时，非理性的市场还仅仅表现出其悦人的一面，但当2006年起房价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偿付的贷款比房子本身的价值还高，违约率便开始攀升，问题逐渐暴露，高杠杆率的金融产品更使危机面扩大。
政府处理方式迥异
不过，与“大萧条”时期不同，当前美联储以及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反应更快，力度也更大。在过去的13个月，联邦基准利率已经从5.25%降至1.5％，美联储共向市场注入了1.1万亿的流动性。虽然评论这些手段的效果为时尚早，但不可否认，这是提振市场信心的必要方式。其实，伯南克和财长保尔森确实是将“大萧条”的遗产学以致用了。
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的是，“大萧条”时期，胡佛政府采取了货币、财政双紧缩的政策。当时，财政赤字仍是不被接受的概念，胡佛政府还在试图艰难平衡财政赤字，并推行了贸易保护政策。胡佛政府不顾千名经济学家的联名反对，于1930年6月17日签署了《斯慕特－霍利关税法案》，将应税商品的平均关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53.2％的高度，对濒临崩溃的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而当时的美联储也没有出台任何刺激市场流动性的方案。用美国经济史学者约翰·S·戈登的话说，就是国内经济快被通缩冻毙时，美联储还开着治疗经济过热的退烧药，货币供应量在“大萧条”期间减少了1/3。
直到罗斯福上台后，开始推行与前任政府相反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强调了创造需求和国家干预对自由市场的重要性，这才扩大赤字，投资基础设施，创造就业，美国经济重新振作起来。
国际影响今非昔比
尽管70多年前的全球化格局仍未完全形成，不过“大萧条”还是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与今天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大萧条”主要是重创了西方经济。首先，来自于欧洲各国的投机资本都在萧条中蒸发，极度依赖出口贸易的国家都明显感受到了美国需求下降带来的寒流。澳大利亚在1932年的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32％。加拿大的工业生产也开始萎缩，1932年的工业产值仅仅相当于1929年的58％，国民收入也在这三年间降低了45％。而依赖美国贷款维持重建的德国，也无法再从美国那里借到钱。
今天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的范围比当年广得多，国际资本从未像今天这样能够如此自由、快速地流动。不少中国人吃惊地发现，摇摇欲坠的“两房”，其1/5的债券都由中国持有。美国的危机还使得冰岛的前三大银行濒临倒闭，不得不由政府接管，冰岛甚至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而对实体经济而言，中国出口产品增速放缓也和美国经济形势不佳有着直接关联。
眼下，各国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处理方式更是充分彰显了全球化在如何改变一国的经济决策：“大萧条”的年代，美国政府关起门来闷头解决问题，而今天，美国则将流动性输往全世界，让世界为其埋单，同时召集各国决策者坐在一起共商解决之道。
创新与监管的永恒博弈
对两次危机而言，贪婪和欲望都是可以被指责的对象，与其一起被按在靶子上的还常常有监管者——他们的失职被认为是导致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