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香港某些传媒指责当地两大电视台之一的亚洲电视不应该在大年三十晚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大公报》评论认为,“亚视”年卅晚的转播事前缺乏宣传,一些想看的观众也未必知道;转播时缺乏字幕或广东话旁白,节目内容全是普通话,有些小品、相声、趣剧之类又是内地生活素材以至地方方言,香港观众难以听得明白,也不知现场观众笑的是什么。但个别传媒批评的不是节目转播工作未够完善,而是指责这是“政治宣传”,“强迫”香港观众接受内地的一套文化,还有“上纲上线”的说成是什么“一国一制”,真是歪曲事实,胡言乱语,见鬼去吧。 老曹:同意此文作者的评论,让那些香港媒体见鬼去吧!香港就那么两个电视台,全世界最少选择,放来放去就是那点东西,乏味至极。央视的春晚即使有许多毛病,也比香港电视台的除夕晚会要好看许多。香港那些胡言乱语的人,自己未必喜欢看电视,但就是希望香港老百姓永远只看那一点东西,永远由邵逸夫来决定社会主流口味和平均智商,永远"反智",也就会永远听信他们那一套。 2、老曹欧游随记之尾声 十天中欧之行的最后一站,到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颇有气派的英雄广场空空荡荡,除了我们几个,几乎没有其它人。纪念碑、铜像、拱廊、博物馆——固然都是匈牙利的历史符号,但引起我注意的,却是广场西南面对街转角处一栋四层高的灰色小楼。从阳台上飘展的国旗判断,现在是塞尔维亚大使馆,也就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的南斯拉夫大使馆。 那年苏联军队开进布达佩斯后,被推翻下台的总理纳吉和其它政府官员、家属共四十多人,就躲进了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那里一度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后来纳吉轻信了新政府的承诺,刚离开使馆就被苏军劫持到罗马尼亚关押,1958年被处死。正好半个世纪过去,苏联和南斯拉夫都不见了,纳吉曾经避难过的小楼却还站在那个街角,只是灰灰旧旧的,很不起眼。 在布达佩斯市中心竖着一座小桥,那里没有河,也没有道路通过,桥只是一座雕塑的底基,上面站着的,正是纳吉。艺术家把他立在桥上,是比喻他的历史作用?纳吉死了,在苏联支持下接替他当总理的卡达尔长期执政,1989年去世。我们从克罗地亚前往布达佩斯途中,经过欧洲大陆最大淡水湖巴拉顿湖,司机指着路右湖边两幢黄色楼房说:“那就是卡达尔的别墅。”不过,当地人发现我们竟然对纳吉和卡达尔感兴趣,反倒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也许,连他们也把那段历史渐渐淡忘了。 从布达佩斯回香港,经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转机。令我们意外的是,这个欧洲第三大机场似乎对咱中国人特别友好。过关检查护照时,办理税务时,到银行换钱时,都听到热情的普通话问候“你好”,还有“请出示”,“请签名”——今天的欧洲,再也不是见到黄皮肤亚洲人就用日语问候了。而荷兰航空公司飞香港的飞机上,正餐选的是“俏江南”的饭盒,鸡肉咸了一点,但这里还是应该写上一笔,作为老曹全部欧游随记得收尾。 3、克罗地亚导游告诉老曹,日本人是拿着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来旅游的。凤凰圈友回帖说:“当中国人还满足于在旅游地抢购名包,拍照留念的时候,很多日本人已经在拿着书寻访世界文化遗产了,衣食足而知礼节,这恐怕是规律。” 这也正是老曹触景生叹之处。世界文化遗产本来就是世人共享的财富,你不要,就归了人家了,埋怨谁呢? 4、老曹这几天多次提及宗教,上海前辈L回帖: 说到宗教,我发现这里去烧香跪拜的人却都是有所求的,不是求发财就是求升学、升迁,或是求子,求福,求官运亨通。可是我在乌克兰的东正教堂,见一老妇虔诚祈祷,念念有词。我问翻译她说些什么?翻译听了一会儿,告诉我那老妇说:“愿上帝让我能平静地接受一切好的和不幸的事!”完全是精神上的祈求。过去我们不是曾批判这是“精神鸦片”吗?小朋友的爸爸年前体检,查出胰腺上有肿瘤,年后开刀,思想负担颇重,我想,这时他要有些精神上的“鸦片”就好了。 老曹:记得好些年前的一个故事。说是云南丽江街头,一个老妇人在街旁休息。年轻人匆匆走来向她问路。老妇人回答说,何必赶得那么急,人生到头都是一样的。 5、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为FT中文网撰稿《最坏的时期正在过去?》:最近一系列迹象显示,中国经济最坏时期很可能正在过去。草根层面看,钢铁库存下降很快,支持近来钢铁价格反弹,并推动部分中小钢铁企业开始复产;沿海港口铁矿砂存货明显下降,企业开始恢复铁矿砂进口,远洋干散货运价指数一定程度恢复。有色金属领域不太稳定,但相关产品进口近来开始回暖,加工费也出现上升苗头,供求平衡可能正在改善。宏观层面看,12月工业生产增速开始企稳,社会用电量环比增速也明显上升,显示剧烈的存货调整对经济产生强烈冲击,但最严重的时期可能正在过去。考虑到刺激性经济政策正在发生作用,随着库存调整结束,中国经济有望2季度开始恢复。在承认巨大不确定性的前提下,我认为经济恢复的迹象已经显现,情况最坏时期可能正在过去。 老曹:温家宝在欧洲讲到中国经济时表达了谨慎乐观,应该也依据同样的数据,包括房地产业和银行贷款最新情况。但"巨大不确定性"中最大的不确定性,是美国和世界的金融黑洞到底多大、多深,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到底多持久、多猛烈。既然谁也无法确定,那么在谨慎乐观之余,还应该对可能出现的更坏局面有所准备。 6、网上文章《我眼中的被双规被收审的前副厅长》,作者“燕云”应是四川电视台驻京记者,说的是四川省教育厅常务副厅长汪风雄被双规被收审,大约跟四川省教材发行有关,涉案金额有4000多万。文中有如此一段: 贪官实在太多,有太多的机会让他们不得不贪,贪了还贪,决不手软,换我在位置上,我也难保证自己不贪,陈谟老师在他博客的留言箱里给人回复了一段话,我深以为是:“如果我是政界有实权的人,我会比目前的贪官更贪,手段更圆滑,技巧更娴熟。说实话,在目前的体制下,连贪污都不会,实在弱智;如果贪污后竟至于被抓,这样的人的智商低于白痴。我对这些弱智和白痴不屑一顾。之所以明确告诉你这一点,是为了告诉你一个常识:贪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一个让人人都想贪污的制度!更可怕的是有太多被这种制度天天侵犯着,强奸着甚至牺牲后还为这种制度摇唇鼓舌的白痴!” 老曹:在大学读历史时,读过一点教廷史,记得接连好几位取名约翰的教皇都烂得可以,以至于后来没有一个教皇再愿意叫约翰几世了。教廷的腐败,触发了马丁-路德的新教反叛,也导致了天主教内部的变革,使得教廷和整个天主教能够维系至今,拉美许多国家还出现站在弱势百姓一边对抗富人独裁者的左派神父。其中的教训和变革,也许值得中共智囊研究玩味。 7、香港媒体注意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贺雪峰反对刺激农民消费的观点。贺雪峰带领调查队伍到贵州、湖南等地农村半个月,记录返乡农民工目前的生活状态。他认为: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国具有与西方国家及其它任何国家都完全不同的应对危机的机制与能力。“有经济学家说,中国只有通过拉动内需,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才能达到最底线的就业,从而保持社会稳定。显然,这些经济学家并不了解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中国特色的机制,更不理解农民工返乡的逻辑,而是坐在家里想当然。与拉动内需保增长的结论相反,我们在农村调查看到及担忧的是,若农民将多年外出务工经商赚的钱用于消费,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这些以青春为代价赚取收入的农民,在花光自己的积蓄以后,却并无再获得收入的能力,他们后面的人生日子将会极其难过,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不再有外出务工赚钱的能力。刺激农民消费的意见是错误的。鼓动农民消费,说爱国主义就是消费的观点,是荒唐的。” 老曹:贺教授讲得有道理,农民工“以青春为代价”赚到的一点钱,是要用来养老的,不该胡乱花掉。但老曹还是认为,这正是当代中国的一大悲哀。应不应该刺激农民消费?还是应该,不仅为了拉动经济,更是为了提高农民生活水准和农村发展水平。为此,政府应该多贴补点钱;这不是施舍或福利,而是偿还过去许多年的欠债。靠农民工发达起来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更应对农民工输出地区承担起责任,帮助那里农民增加消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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