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性恋婚礼上，27岁的辛迪和24岁的小寒都穿着婚纱。

男同性恋者章义和海北

　　北京同性恋婚礼：从地下到街头

　　南都周刊编辑：吴金 记者|杨猛 北京报道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大街上的同性恋婚礼

　　27岁的辛迪和24岁的小寒都穿着婚纱。她们俩站在北京前门大街的铛铛车旁，手牵着手。她说，她们懂得爱情，并且在北京找到了她们想要的爱情。在路人惊异的注视中，她们拥抱在一起，对围观的人说：“欢迎参加我们的婚礼。”

　　这一天是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

这一幕发生在古老的北京街头：一对拉拉（女同性恋者）、一对同志 （男同性恋者），公开在街头拍摄婚纱摄影。

　　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同语小组”的小闲，站在这对拉拉身边，微笑着询问因为惊讶睁大了眼睛的路人：“假如要请你来参加同性恋的婚礼，你会来吗？”

　　被问到的一名中年妇女涨红了脸：“愿意愿意。祝福她们！”然后尴尬地快速离去。

　　另一个组织者是年轻的sam，她是北京拉拉杂志《LES+》的创办人。在现场忙碌的这些组织者，多数也是不避讳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性少数派。

　　sam向好奇的围观者发送玫瑰。每一朵玫瑰外面，都包裹着一张专门设计的插页。每一张插页上都写着：“人，该生而平等。爱，本该没有界限。我们是同性恋者，我们也希望拥有被世人祝福的爱情，拥有法律保护的同性婚姻关系。请支持所有相爱的人，支持中国同性恋者促进社会平等的行动，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同性恋者展示自我存在的这种公开活动，在北京已经进行了3年。sam说，前两年的情人节，北京多家活跃的同性恋小组，在崇文门和建国门的繁华商业区，也曾经向路人发送玫瑰，呼吁重视同性恋群体的存在。今年情人节，她们筹划了这次婚纱摄影秀，希望引起对同性恋婚姻的关注。　　活动是当天下午1点半开始的，组织者挑选了两对愿意出镜的拉拉和同志，生活中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伴侣。被挑选作为新郎模特的章义和海北，甚至在此前并不熟悉，生活中他们都有各自的同性伴侣。他们有些紧张，在去前门大街的路上，两人的手不由自主紧握在一起，这个细节被随同的摄像师拍摄下来。

　　而对于新娘模特辛迪来说，这样的活动也是第一次参加。此前，她只是在拉拉杂志《LES+》上和自己的同性情侣公开亮相。

　　四名“新人”走下车出现在正阳门的时候，脱下外套，露出里面的婚纱和礼服，并且开始按照摄影师的指挥，一路做出各种亲昵的造型，一行人慢慢向对面的前门大街走去。时值周六，这条新落成不久的步行观光街人头攒动。当他们分成男女各两对，亲密地手挽手一路走来的时候，周围的人慢慢意识到了什么，人流自动地为他们分开，又随后围拢了过来。

　　一个声音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俩老公俩老婆！干脆再养一只猫吧！”这话引起了众人的哄笑。

　　sam大声问：“你们对同性恋结婚这么看？”

　　旁边一位操京片子的中年男子说：“这不太正常吧，人又不是动物。”

　　sam反驳：“动物中也有同性恋啊！”

　　男子：“没见过！反正我们家鸽子都是一公一雌。”他指着章义和海北，不相信地说：“他们能生活一辈子吗？”随行的一个女子附和道：“这只能是一个伴儿，不是个家！”

　　于是男子肯定地说：“你父母能乐意吗！”

　　章义说：“我说服他啊！”

　　男子更不相信了：“说服他们？父母能干吗？”他拉着同来的女子要离开。女人又回过头来郑重地说：“我的意见是坚决反对！这违反了人类的发展规律！”

　　他们保持着微笑。这些反应几乎就在意料之中。摄影师要求两人做出求婚的姿势。海北单腿跪地，递给章义一朵玫瑰。不远处的一个汉子起哄道：“唱一个！来段邓丽君的甜蜜蜜！”章义索性抱起了海北，两人做出了接吻的动作。这一幕让周围人爆发出更大的反响。一个过路女子几乎是落荒而逃，连说：“受不了！”

　　辛迪和小寒一侧，两人所到之处，也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对于拉拉的态度似乎相对宽容。她们说，听到的更多是祝福。

　　当被问到“我们结婚你们同意吗？”一个站在远处的妇女爽快地回答：“同意！”

　　她们继续问：“您的孩子要是同性恋，他们要结婚您同意吗？”

　　妇女哈哈大笑：“那个，不可能。”

　　另一个年轻姑娘犹豫了一会，试探着说：“结婚？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一个看起来胸有成竹的女孩子说：“这是自己的选择。我觉得主要是沟通。如果我的孩子将来能说服我，我就随他了。”

　　一对坐在排椅上休闲的异性伴侣大方地送上了祝福：“我能理解，祝福她们！”

　　一个带小孩的老年人经过这里，活动人员把一枝玫瑰送给了孩子。当听说眼前的人是同性恋者，刚才还眉开眼笑的老人立刻严肃起来。“反对！中国的风俗不允许！怎么说呢，婚姻，就是一夫一妻，同性结婚，这不符合中国国情啊！我反对！不同意！到此为止！OK？”

　　现场气氛越发热闹。整个婚礼秀持续到3点结束。其间保安们只是在旁边快速经过，他们维持着秩序，并没有任何干涉。

　　不再隐秘的同性恋生活

　　一星期之后。2月21日晚上，在雍和宫附近的一家酒吧，上述参加情人节活动的几位主角又聚会在一起。他们回味着情人节发生的一幕，心情很愉快。

　　“这次活动的反响有些出人意料。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关注。”在轻柔的音乐背景中，小闲说，“之前北京的拉拉都是以一种圈子的形式存在和活动，这是第一次走上街头，通过同性恋婚姻的形式，展示我们的存在。”

　　服务员和顾客在身边进进出出，她们高谈阔论，并不忌讳自己的身份。小闲比其他人略大。在她印象中，就在10年前，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同性恋取向，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35岁的章义是温州人，他的经历几乎是一代同性恋者痛苦挣扎的缩影。他回忆说，上中学的时候，喜欢上了身边的男同学。当时他生活的小镇连电脑都没听说过，自己也无法对这种行为作出解释。后来在县城的书店里，他看到一本医学书上有一小段话说，同性恋是变态的，滥交容易得艾滋病。这让章义产生了巨大的恐慌。他想自己肯定没得艾滋病，但变态是无疑的了。“于是不想活了，还曾经自杀。我不断问自己，我怎么这么变态？”

　　直到1993年章义来到北京工作，认识了很多人，对同性恋才有了更多的了解。“不要害怕自己是同性恋。”如今章义是一个公开的男同性恋者，他告诉了自己的家人，尽管家人对他的性取向仍然不理解。“我爱我的家人，觉得应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爱。”

　　“若干年后的今天，我才懂得，我们应该活出真实的自己。很庆幸，我走出来了。”章义说。

　　比起他们俩，更年轻一些的辛迪和小寒，她们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几乎没有遇到障碍。她们坐在灯光柔和的沙发上，用一种平静的语气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27岁的辛迪来自四川，装扮精致，有几分神秘感。她之前曾经交往过一个男友，但是当遇到后来的女友时，她意识到自己真正的需要，于是陷入情网。她并不忌讳谈论两人的性关系。她干脆地说：“当然有性的因素！女性的温柔和细腻，带给我男性无法给予的性的信息。”

　　在媒体工作的她很自信地说：“我对目前的状况很满意。我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她们找异性恋的男友甚至比我更难，她们要考虑经济条件、家庭，而不仅仅为感情，很多因为父母反对，就没有办法走到一起。相比而言，同性恋不会考虑这么多，我们感性的成分更大一些，更单纯。”

　　24岁的小寒现在北京一所大学读四年级。她的身上有东北人特有的幽默开朗。“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是同性恋而苦恼过。”她的故事简单轻松，没有前辈的沉重。

　　在12岁青春萌动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被女孩吸引，“那时我还没有同性恋的概念。”小寒说，她当时想找一个词给自己做一个定义，在英文词典中发现了“gay”，她写在纸条上告诉了自己喜欢的女孩，试探对方，结果那个女孩很欣喜地告诉她，“gay”是幸福快乐的意思。此后她们俩就在一起了。

　　大家被小寒的故事所吸引。现在，小寒和伴侣也讨论过婚姻的可能。“目前我们都以学业为重。将来也许会去国外结婚，比如加拿大或者荷兰这些同性恋婚姻合法的国家。但是将来会怎样？谁知道呢？”

　　同性恋婚姻是必需的吗？这种问题多少冒犯了她们。

　　“当然。是很必需的。”小闲用肯定的语气说。她曾经看到，同性恋者遇到车祸，同居伴侣没有权利索要遗物；手术需要直系亲属签字，而作为同性伴侣却无能为力。财产继承、收养子女问题，显然在婚姻框架内才能得到更多的保障。

　　许多同性恋者在感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他们会在同性恋的圈子里举办婚礼。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同性恋婚礼在圈子里举行。这种婚姻被称为“社区婚礼”。在她们看来，这是和异性恋平等的一个标志。“这等于宣布我们就是‘合法夫妻’了，我爱这个人，我们想要一辈子在一起。”小闲说。

　　“今年情人节，上海和广州就各有一对拉拉结婚。”sam介绍。她还记得，2006年曾经在酒吧参加过一对拉拉的婚礼，酒吧里挂着新人的婚纱照片。现场程序和普通婚礼无异，新人发放喜糖，接受家人和朋友的祝福。

　　隔天，北京著名的同性恋导演崔子恩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没办法。中国人结婚的想法太强了。他不像西方人，对婚姻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一种态度，中国人有十分强烈的渴求，都很喜欢婚姻。尽管很多人在离婚，但是更多的人还是喜欢结婚。”崔子恩说，“从这个角度讲，同性婚姻合法化是非常强烈和现实的需求。”

　　同性恋群体日趋活跃

　　sam说，今天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弹性的空间里。现在更年轻的同性恋者心理负担更少，她们有正常的工作，对周围的同事和朋友不刻意隐瞒自己的性取向。

　　最早的同性恋公开活动就是在北京开始的。早期就参加拉拉活动的小闲和女导演石头回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少数积极分子发起和组织同性恋公开活动，精神病医生、社会工作者以及同性恋者共同参加。

　　1995年前后，同性恋者如果公开活动，还是会受到干涉。1995年，他们有一次在公园讨论艾滋病问题，但是被通知取消。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中外女同性恋舞会地点选在北京的莱特曼舞厅，这是当年一个许多同性恋者出入的舞厅，当时从世妇会载来了两卡车的女同性恋者，北京也有十几个人参加，那天晚上，舞厅里布满了便衣警察。

　　独立导演石头回忆说：1998年的时候，北京拉拉同志团体在北京西边的大觉寺，搞了一次同志大会，大家都住在里面，但不是公开的，只是内部通知，当时觉得要小心一点，不要被查到，结果很顺利。

　　1998年10月份，拉拉们就想搞一个女同志大会，地点在海淀区一家酒吧的地下室。来了40多个拉拉，也有少量的港台拉拉。石头回忆，那年成立了北京姐妹小组，成员不超过10个。这是北京乃至中国较早的拉拉团体。小组还开始做热线，做杂志《天空》，“看香港的《自梳》，看完了好几个人坐在一起哭。”

　　到了2005年，sam从湖南来到北京，她仍然感觉到“头顶是灰蒙蒙的”，因为不满一些媒体对于同性恋的悲情和猎奇报道路数，sam决定做一本属于拉拉自己的杂志，这年年底，《les+》诞生了。如今，这本限于内部交流的杂志已经出版了18期，从最初类似宣传单的简单折页，到现在的双月刊，《les+》的读者遍及海内外华人拉拉团队。而她的主创只有两个人。主编sam，美术设计gogo。

　　《les+》已经存在了3年多。这本内容大胆丰富的杂志几乎是现在同性恋群体日趋活跃的一个缩影，同性恋者的活动空间逐渐摆脱了早期的地下状态。年轻的同性恋者更勇于亮出自己的身份，他们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们倡导的是发现自己，实现自己，用开放的心态，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并且和大家分享这种感受。”sam说。

　　《les+》的内容五花八门。既有拉拉个人的经历，也有同性恋艺术的展示。她们定期举办各种活动，比如创意产品集市和同性恋电影展映。这些活动的最大特点是，参与者全都是同性恋者。

　　一批由活跃的同性恋艺术家拍摄的同性恋题材电影经常上演。朱一叶曾经以《啦啦啦》入围都灵同性恋电影节等国际影展，在上次的拉拉影展，她带来刚完成不久的《小树的夏天》，延续了诗意风格。曾经主演《今年夏天》的女导演石头，近年来致力于纪录片创作，《女同性恋游行日》和《女人50分钟》是她的代表作品。在展映的时候，吸引了众多的观众，打动人们的，还有石头丰富的个人经历。《唐唐》以半记录、半剧情的实验手法，讲述了反串演员唐唐的爱情遭遇。短片《阳春之春》和《我们》，出自影视专业院校学生之手，前者曾在平遥DV影像大展获奖。

　　崔子恩是活跃的同性恋艺术家，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时，他就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他认为，目前社会的宽容度有所提高，但是对同性恋的认识并没有改变。北京电影学院是中国电影最高学府，但崔子恩说，自己在单位时被视作一个异类。他说：“我不能教书已经很多年了，我是正高职称，但是待遇却是副高。收入比其他同事少很多。”他认为，“这和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有很大的关联。”

　　2005年，有过做同性恋电影节经验的崔子恩，准备筹划一场规模更大的第一届同性恋文化节，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被主管单位叫停。崔子恩说：“同性恋活动的空间，仍然有一个看不见的界限，尺度很有弹性，完全靠自己去掌握。只有自己慢慢去试探。也不知道能试探出一个什么结果来。”

　　大多数同性恋的聚会和活动目前并没有迹象受到干涉。北京一个同性恋团体的活跃人物肖冬介绍，同性恋由于仍然处于事实上的边缘地带，活动空间仍然局限在酒吧、浴池、会所等。他们近年来配合疾控中心在这些地方开展了同性安全教育，这些场所也定期举办各种同性恋者的聚会。“普通的聚会一般不会干涉，除非涉毒涉黄等违法行为，则另当别论。” 如今，北京有拉拉酒吧10个左右，男同志酒吧和会所更多一些。

　　公开主张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社会学家李银河表示：“各种联谊活动，义工组织，同性恋酒吧的出现，现在开始有一些积极分子在同性恋内部和外部进行同性恋平等权的倡导，这有利于改变同性恋群体生存状态。”

　　去年，李银河和美国某NGO联合组织了一个关于同性恋接纳程度的调查，国内几大城市90%的人都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就业机会应该是一样的。

　　不过主流话语的态度依然谨慎暧昧。就在拉拉酒吧聚会结束的第3天，2月23日，正是美国奥斯卡电影颁奖的时候，描写同性恋的影片《米尔克》摘得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原创编剧两项大奖。这部电影讲述了维护同性恋权益的米尔克的故事。但是晚上的电影频道录播时观众发现，肖恩潘在获奖致辞时，除了感谢亲友和相关人士外，主要谈到同性恋者平等权利话题的部分被删减，该剧最佳原著编剧达斯汀·兰斯·布莱克也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的领奖和致辞镜头干脆没有出现。

　　小闲说：“实际上中国不是一个对同性恋特别严厉反对的国家。但是也没有大张旗鼓支持同性恋者的权益，它一直站在中间地带。”她认为政府还在持观望态度。一是看国际上怎么做。现在国际上很多国家陆续宣布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每年都有新的国家通过，体现了对少数人的尊重。“另外，要看老百姓对这个事情怎么看，能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