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4日晚，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马兰花儿童合唱团”在用希腊语歌唱。新华社记者 曹灿/摄
合唱团员在休息日回到村里，躺在蘑菇大棚的保温被上休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摄
合唱团成员在做发声练习。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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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安静下来，国家体育场5万多人等着这个时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希腊语的《奥林匹克颂歌》响起。没有伴奏，这一次，演唱这首曲子的是44个中国孩子。
从任何一个角度衡量，全世界正在注视的都算不上是一流的合唱团：4个月前，他们中的多数人刚认识简谱。
孩子们来自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那里一直属于中国的欠发达地区，两年前刚刚消除了绝对贫困。音乐老师从5所乡村小学里挑了两遍，勉强凑成一支两声部的合唱团。
挑选这些孩子时，让孩子们唱一首会唱的歌，唱得最多的是《上学歌》《卖报歌》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经过几个月的排练，这支合唱团登场了。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对记者评价，他很喜欢这些孩子的表演。“我觉得这是天籁之音，它真的是传递给我们今天新时代的新面貌——人民的下一代的新面貌。”
筹备开幕式时，张艺谋突发奇想，邀请大山里的孩子，站在这样的舞台上，用希腊语演唱会歌。他的想法得到了北京冬奥组委的支持。
张艺谋说，第一次听到这些孩子的歌声时，包括他在内，大家都非常感动，“孩子们特别真诚，特别淳朴”。工作人员为他们的胸前装饰了喜气洋洋的虎头，通过这些虎头虎脑的孩子提醒大家，这届冬奥会适逢中国农历虎年。
学了两三个月后，12岁的合唱团成员李隆恩还对不上每句歌词的中文意思。她是团里最大的孩子之一，最小的只有5岁。她听老师说，这首歌“歌颂强健的身躯和不朽的奥林匹克精神”。至于歌词中的“溪谷和山岳”，她再熟悉不过，她在那样的地方长大，也从那样的地方出发。
李隆恩出生在一个叫“钱沟”的地方，四年级的顾站豪对“顾家沟”周围的地形和野生动物了如指掌，他以前上学要沿着土路翻过一座山。这次到北京前，“宋家沟”的李天雨最远去过同一个乡镇的马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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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佑麟是合唱团里为数不多的去过北京的孩子。他被电视上海洋馆的广告吸引，母亲带他坐了3个小时的大巴去了一趟。
对那座大约300公里外、举办了两届奥运会的城市，他的印象是，“没什么山，树也很少，交通很堵”。
梁佑麟就读于大岸底小学，学校在贯穿中国南北的207国道边，用巨大的挡板隔离噪音。路的另一侧是山。
音乐老师来选人的前一天，梁佑麟刚结束国庆节假期——骑着自行车在村道上炫技，家里的两只狗跟在后面“护卫”。父亲梁刚在县城里开公交车，有空时会带儿子用自制的鱼竿去河边钓鱼、捉王八，去附近的航空博物馆看飞机和大炮。
他对奥运会的了解大部分来自体育课。2008年，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时，他还没有出生。他从课堂上知道，北京奥运会的奖牌是“金镶玉”；在北京，美国游泳运动员菲尔普斯获得8枚金牌，是迄今为止在单届奥运会上拿到最多金牌的人，而黑皮肤的牙买加人博尔特刷新了男子百米赛跑的世界纪录。
另一名女同学印象深刻的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她最喜欢铅球运动员巩立姣。“她是我们河北人，我觉得她很可爱，”这个四年级女生说，巩立姣比短视频平台上那些“网红”好看。
这些孩子从形形色色的视频里获得一些对外界的直接认知。阜平县全境都是山，学校和村庄嵌在山谷里。梁佑麟的家在眼药沟村，半山腰上，靠着公路，到学校有三四公里路。
李隆恩家在另一座山的更深处。路不好走，人们沿着河谷底，踩着河里的石头出山。夏季暴雨来临前，家里要提前储备好粮食、药品和水，雨一旦下起来，谷底的积水漫到大腿，人要在家里困几天。
种着玉米的小块耕地分散在山上，人们从山上的水洼引水浇地。经济作物大多选红枣，枣树抗旱，通常只需定期杀虫。但有一年，连枣树都旱死了。
钱沟村这个地方有沟，但是没有“钱”。2012年，钱沟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00元，不及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1/8。
父母都在尽力把孩子送出大山。李隆恩读一年级前，母亲张红霞带着两个孩子到镇上租了两间民房，每年租金2000元。她和姐姐可以就近读镇上的小学，不用走1小时山路了。
过去几年里，中国在减贫中实施了一项“易地扶贫搬迁”的举措，将这些住在深山里的居民迁出。一项为此实施的5年计划完成了960多万人的迁徙。李隆恩也在其中。她搬到了镇上，不需要租房了。
对于在北京冬奥会的表演，父母们几个月里只知道“有老师要来学校，然后选一下，让孩子们唱歌”。
老师选人时，梁佑麟兴奋又紧张，他先是不知道要准备什么歌曲，选定了又怕唱不好。他喜欢参加这种活动。他是这支合唱团里极少数接触过乐器的孩子。
“能选上更好，选不上，咱就当锻炼，下次还有机会。”母亲赵星宽慰他。赵星在隔壁村当信息员，月收入1500元左右。她曾拉着儿子去离家40里路的县城报名绘画兴趣班，想让他静下心来。
但梁佑麟最终被一组架子鼓吸引。赵星尊重了儿子的意见。鼓的价格是3000元，花了她两个月工资。每周六，她带儿子去上课，每学期学费800元。
姥爷“赞助”了一台手提音响，本来是放在农用三轮车上听歌用的,后来摆在架子鼓旁，供梁佑麟练习时放伴奏用。有一次，学校举行儿童节演出，梁佑麟去敲了校长办公室的门，争取到表演机会，架子鼓坐着农用三轮车去了学校。
这一次，梁佑麟和来自阜平县城南庄镇石猴小学、井沟小学、马兰小学和八一学校的70余名学生，进入了合唱团初选名单。他所在的大岸底小学有7名学生入选，占了全校学生的近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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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颂歌》源自一首古希腊乐曲，由诗人塞马拉斯作曲。1896年，雅典举行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首次使用这支乐曲。后来，根据国际奥委会的决定，1960年以来的每届奥运会开幕式，都会演唱这首庄严的奥林匹克会歌。
2018年平昌冬奥会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这首歌曲的表演者都是著名歌唱家。北京打算让奥林匹克会旗在这些山野孩子的歌声中升起，是一个挑战。
“阜平要举全县之力，首先就是抽调老师过来。” 县城里“最高学府”阜平中学的音乐教师苏志艳和另一名同事是第一批到达镇上的“外援”。
八一学校音乐教师高玥在网上找到了这首歌曲的五线谱，“翻译”成第一版简谱。随后，在当地支教的北京市崇文小学原特级音乐教师付宝环把简谱进行了“难度系数调整”，从四个声部改为两个声部，结尾处变成三声部。
拿到谱子时，苏志艳觉得太难了。歌曲有三个篇章，比孩子们平日接触的要长，最难的是，整首歌经常升半个调再降半个调，“曲里拐弯的”。
“即便是经过多年音乐专业训练的人，组成一个比较成型的合唱团，也需要一段时间磨合和排练。”苏志艳说。
但当地的音乐教育并不完备。2016年，退休教师付宝环从北京到阜平支教。她原以为自己是负责培训音乐教师的，到了才发现，她是唯一的音乐教师。
两所小学共享一架电子琴，付宝环通常在一所学校上完课，就得抱着琴坐车去另一所学校。她每月能保证给每个年级上一堂40分钟的音乐课。时间有限，没法从最基础的乐理知识教起。只能快速地完成一首歌曲的教学，让学生“感受到其中的快乐”。
苏志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人，在初选出来的学生里选出更适合合唱的。她做过小学、初中和高中音乐老师，“孩子一上眼前就知道他（唱得）行还是不行”。
她记得，第一个走上跟前的孩子，见到老师开始犯怵，没发出声来。第二个也是这样。
苏志艳决定换一种方式，5个孩子一组，一组一组地唱他们熟悉的歌。
“声音有了，但调跑得找不着家了。”苏志艳听完两组就停了面试，建议先上课。哪个更适合合唱，哪个更有潜力，她上一周课之后会知道。
接下来的一周，孩子们做呼气吐气的呼吸练习，学发声，从唱“do re mi fa”开始练音准。
“他们很渴望音乐，这是最重要的。他会很努力地跟着你学，一遍遍地尝试。”苏志艳说。
音乐老师们后来惊奇地发现，那些“让学音乐专业的人都提心吊胆的”变调处，孩子们几乎不出错。他们靠耳朵和记忆力，记下了整首歌曲的正确曲调。
合唱队员集中在八一学校学习，单独编班，除了每天5个小时的声乐练习，他们的文化课一节也没有落下。团里的二年级学生只有4个，但这不妨碍他们拥有独立的小教室和课程表。
高玥是音乐老师也是生活老师，她和孩子们一起住在电教室、机房改造而成的宿舍。刚开始，天刚黑，就有孩子会哭，想家了。情绪会传染，其他孩子开始跟着哭。一个二年级孩子哭起来，说“想语文老师”，至于语文老师姓什么她不记得。父母离异，她和妈妈待的时间不长。
其中一个孩子，唱歌唱到一半跑出教室，跟老师说“头痒”。她头上生了头虱。她告诉老师，爸爸在北京打工，妈妈已经给自己用过除虱药了。老师谨慎地一遍遍帮她用篦子清理，以防止头虱制造更大麻烦。
入团后，梁佑麟表现得比较平静，但他一到周四就自称头疼，需要父母接回家。后来，母亲发现那是他因为想家使出的伎俩。
“如果你很想去唱歌的话，就要坚持，”母亲告诉他，“这点苦都吃不了，那就别去了。”打那后，梁佑麟每周六天的训练从未缺席。
他想去北京，读高中的哥哥梁佑麒反复叮嘱他，机会很好，要好好训练，不要被刷下来。梁佑麒还希望弟弟能通过这次演出，“意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
“‘麒麟’，就是寄托望子成龙的心情吧。”梁佑麟的爸爸解释两个儿子名字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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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1年10月中旬，这所乡镇小学里出现了真正的希腊语。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教师秦烨臻和助教林嘉濠到达阜平，教孩子们希腊语。
保定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院长张红玉也带着教学团队到了学校，团队分两拨，分别负责上下半周的训练。
来不及从24个希腊语字母开始教，秦烨臻和助教决定用孩子们最容易接受的方法，用拉丁字母反拼希腊语字母，那看上去像汉语拼音的变形。教学楼里的移动黑板上多了一些常用的希腊问候语，比如“早上好”“谢谢”“晚安”。
5年级的王锦洋记得，学校发的歌片上有简谱和拼写的希腊语发音，被他翻烂了。他睡觉前都在用希腊语默背整首歌。刚学歌的时候，他唱得不好，放假回家时，他用关键词“奥林匹克颂”或“奥林匹克会歌”在网上检索，搜到过雅典、北京和东京奥运会上的视频。其他的队员也是这么做的。
从那时起，他们猜测，合唱团的排练可能和奥运会有关。
但老师从来不提奥运会的事。他们对记者解释，一是怕给孩子们压力，二是出于保密需要。
一名训练时没跟上进度的孩子担心被刷下来，她哭着跟父亲讲，“不就是去张家口吗，到时候你带我去，他们在台上唱，我在台下唱。”
被老师表扬的时候，王锦洋会想象自己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演唱。“我肯定会去北京的”，他认为。
不过，与运动员通过竞争取得奥运会资格类似，合唱团的孩子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经历一个淘汰的过程，会有一部分人不能上场。半个月后，人员就减到了50个。
孩子们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有淘汰？
北京冬奥组委一位工作人员试着这样解释：“你们了解奥运会了，知不知道很多运动员是作为替补的？”
11岁的顾站豪举手抢答过这个问题：“我知道，我就觉得我们是替补队员。”他还解释说，曾有一次集体活动，在他前面的11个小朋友生了病，于是他和其他人就补上了。
关于奥运，八一学校体育教师李楠在课上讲过，“不是每一名运动员都会成为奥运冠军，但每一位为目标努力的人都值得尊重”。她希望学生们能体会《奥林匹克宪章》中，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提出的奥运精神——“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
而在合唱团里，苏志艳告诉孩子们：“合唱里只有我们，没有我。”
在一个早晨，五年级的徐鸿涛不得不回到原来的班级——他被合唱团淘汰了。他瞥见和自己一起回来的女生脸上流着眼泪。不过，他强调自己“有点难过，但没有哭”。
那天开始，对他来说，一次合唱的“奥林匹克”结束了，但另一场“奥林匹克”即将开幕：当天下午，他参加了陆地冰壶社团的活动，那关系到一场校际比赛的选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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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陆地冰壶这样的运动中，这些孩子已见识过奥林匹克的威力。2015年，北京携手张家口市，获得了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权。自那以后，这些河北孩子接触的冰雪运动多了起来。农村小学没有条件建冰场，但开了轮滑课和陆地冰壶课，举办了“冰雪运动会”。李楠专门做了课件，给学生们讲奥运会。
关于冬奥会的内容，李隆恩记在了笔记本的扉页，比如中国选手王濛10次打破世界纪录，杨扬有59个世界冠军头衔，武大靖是平昌冬奥会冠军。
过去，李隆恩这样的孩子当然也滑过冰。冬天等着雪下厚了，化了，又冻了，结成一个冰瀑布，孩子们穿着肥棉裤从冰上溜下来。那是他们的冰雪运动。
2020年，在阜平县八一学校，河北省宣布向农村小学发放10万双轮滑鞋，每所学校按最大班容量配给。
穿着这双“战靴”，顾站豪参加了2021年阜平县青少年轮滑大赛。比赛场地是塑胶跑道，他觉得“不如在水泥地上滑得快，鞋都被卡住了”。
那次，李楠带了13名孩子去比赛，拿到名次的只有两三人。学生们输了比赛，躲在她身后掉眼泪。她给大家讲奥运冠军张继科、刘翔、林丹的故事，希望这些人“对伤病、对比赛的态度，和他们展现出来的奥林匹克精神”能够产生作用。
陆地冰壶是奥运冰壶项目的普及版。2019年，李楠带着“进场前没摸过陆地冰壶”的学生们参加县里第一届陆地冰壶比赛，拿了第一名。学生们只在赛前热身时“一人试了两个壶”，李楠根据从体育教师培训会上带回来的资料，又在网上找些比赛视频，给学生讲比赛规则和动作。
第二年，这所学校购置了一套陆地冰壶器材，训练场地设在学校食堂。天气足够冷的时候，学校还用土办法建造“雪跑道”——老师和家长们把雪收集起来，用车拉到学校的操场上。再租来一台造雪机，保证雪道的厚度。学生们可以穿着轮滑鞋在上面运动。
冰壶比赛的“冰赛道”相对容易，校长们的经验是，在陆地冰壶的赛道上铺上一层塑料薄膜，赛道四周立上挡板，然后向中间洒水。水冻成冰后，再继续浇水……直到赛道能够举行冰壶比赛。
因为合唱，顾站豪和4名队员缺席了2021年冬天的轮滑比赛。李楠安慰他们，“轮滑比赛经常有，去唱歌这件事几十年都不一定有一次。”
李楠没有对学生讲的是，她和朋友也曾去申请做冬奥志愿者，但落选了。她“很想和冬奥会这件事有关系”，很羡慕自己的学生。“如果有机会去参与，哪怕去当一个小小的志愿者，当一个服务人员，都会觉得非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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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第一个接到“北京冬奥组委”电话的阜平县城夏学区校长刘凯，最先知道演出场地是在“鸟巢”。不过他并没有告诉学生们。
刘凯记得，2021年9月中旬，他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对方自称“北京冬奥组委”，想去学校看“马兰小乐队”演出。他怕是骗子，没答应，告诉对方，“请发函联系教育局”。
马兰小乐队在阜平小有名气，成员来自铁贯山旁的马兰小学。这所小学只有90余名学生，4年前才有了一名正式的音乐教师。
小乐队已经成立了近16年。78岁的邓小岚是创立者和唯一的指导教师，从北京退休后，她来教马兰村的孩子们唱歌。这里是她的作家父亲邓拓工作过的地方。邓拓用过的笔名“马南邨”，就是“马兰村”的谐音。
邓小岚到村里回访时，发现“这里的孩子什么歌都不会唱”，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定来教他们。
她从亲戚朋友手中“搜刮”闲置的乐器，小提琴、手风琴、竖笛、小号，搜罗来一件就往马兰村背一件。刚开始的几年，村里还是土路，铁路也不发达，她早晨7点从北京的家里出发，傍晚才能到。
22岁的孙志雪曾是小乐队里的竖笛手。她记得，在那个雨天会漏雨、课桌后面堆着木柴的教室里，自己第一次按响琴键。如今，她已经从北方民族大学音乐学专业毕业，毕业论文是研究莫扎特《G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的演奏技巧。
小乐队练的有中外民歌《雪绒花》《山楂树》《送别》等，也有波切里尼的《小步舞曲》。邓小岚按美国民谣《乡村路带我回家》的曲子填词了一首马兰村版的《回家》，她希望孩子们长大离开家乡后，或许能想起这首歌，少一点漂泊感。
乐队招收队员不设门槛。只要想学音乐，都能来。但乐队规模总那么“小”：老队员升学走了，新队员补进来。早些年，孩子们站在自家的猪圈旁练习过小提琴，也在芦苇茂盛的河谷里举办过音乐节。
邓小岚想办法给孩子创造机会，带他们外出表演。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她带着马兰小乐队成员参观过鸟巢。
24岁的刘爱玲是那年参观过鸟巢的孩子之一，如今在读大学。她对记者回忆，那是她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知道“地铁是在地下走”。见到鸟巢时，她的观感是“和我们村树上的鸟窝可真像啊”。
现在，又一批孩子要去鸟巢了，这一次是去登台。
随着排练的深入，入选者们也逐渐猜出了那个秘而不宣的表演场合：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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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细节都在告诉这些孩子，他们的演出是重要的。随着冬奥会临近，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来了，长年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手风琴演奏家也来了。
合唱团成员杨子蕊的姐姐杨子璇是高中生，她很羡慕妹妹的机遇，连着问过好几遍，“真的是冬奥会吗？”
杨子璇小时候学过声乐、架子鼓，在镇上、县里、市里、省会都演出过。她的独唱保留曲目是台湾励志歌曲《酒干倘卖无》。有时她会跟着老师去商家庆典现场表演，舞台是皮卡车的后斗。
她嘱咐妹妹，登台的时候，要把嘴唇涂红一点，这样自己在电视机前好认出她。她还抓紧给妹妹介绍冬奥会的中国运动员，万一在现场能见到他们。
“因为要保密”，杨子璇没跟自己的同学说妹妹要去冬奥会。她想着，等冬奥会开幕了，她要告诉所有人。
11岁的杨子蕊在县里学过舞蹈，已经考过8级，还坚持上演讲与口才课程。最近一次期中考试，她考了年级第二名，“合唱没有影响学习”。
她的母亲读过大专，如今在井沟小学对面开了家小超市。这位母亲说，希望孩子好好学习，多见世面，将来像舅舅一样，考上名牌大学，读研究生。
去北京前，李隆恩跟着母亲张红霞回山沟里的“老家”放松了一天。她捣碎了一袋饼干做鱼食，爬树、捞鱼、放羊都是她擅长的事。
“家”的原址已经复垦为耕地。2019年，他们在镇上分了一套四室一厅的精装修房子，有125平方米。农具没舍得扔，存在了山顶一间未拆迁的房子里。
张红霞在北京待过几年。1999年，她还没结婚，到北京打工，每个月赚三四百元。她用赚来的钱报了西式糕点培训班。按照计划，学成后她会留在北京，成为高级饭店或者面包房的西点师。
但没学几天，她就被亲戚喊回家，嫁进了大山里，成了3个孩子的妈妈。
她做面食的手艺没有丢。孩子上学后，她考取了驾照，开着皮卡车追着集市跑。从网上找货源，批发箱包，卖“整个城南庄镇找不出第二家”的款式。箱包摊旁，她做的烧饼供不应求，一天最多能卖200个烧饼，用掉20斤面粉，每个烧饼赚0.2元。新冠肺炎疫情紧张时，集市临时关闭，她就到山上打零工，给树苗刷白剂以帮助它们过冬。
搬出大山，她和丈夫有新的事要愁，家里喝的水、吃的菜、做饭用的煤气都要花钱。他们和其他孩子的父母一样，能从事的工作雷同。父亲们开挖掘机或在工地打零工，母亲们在政府提供的扶贫岗位做保洁，或者在家门口的“扶贫车间”做简单的手工活儿。一名合唱队员的母亲，工作是缝围裙的口袋，每做一件挣5分钱。
张红霞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女儿要去北京唱歌，她高兴，更多的是感到轻松。孩子全权交给学校，行李箱、衣服、鞋子，连喝水的水杯都由学校提供，家里不出一分钱。她也能腾出时间多做点活儿。她不想限制女儿，“有多大力，尽多大力支持”。
带孩子们到北京演出前，高玥向北京来的老师逐一请教，该为孩子们准备哪些物品。她26岁，读大学时去过北京，没去过鸟巢。
对于这次表演，她的期待不算太高：“首先希望他们能唱准。然后上台之后，稍微勇敢一点。”
进京前的一个周日，李天雨回到宋家沟，在好朋友祝梓轩家写完了作业。他们后来爬到山上，从那里俯瞰，村庄尽收眼底。“感觉这个世界好渺小啊。”李天雨感慨。
祝梓轩捏着石子在地上划着，对他说：“你都没见过世界，不是这个世界渺小，是这个村子好渺小。”
在这些山里孩子的选拔中，祝梓轩落选了。他在作文本上给李天雨写过一封信。“到时候你可要把去表演的故事给我讲讲，人多不多，舞台大不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 2022年02月05日 07 版
